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举措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也被人们争相传阅和收藏。人们将此情形称之为“昆明纸贵”现象。

　　撩开领导干部的“神秘”面纱

　　在许多地方，党政官员的电话对普通百姓历来是保密的，即使为了方便工作而编的“党政机关号码簿”，也往往注上“秘密”或“内部使用”等字样。政府官员电话本来是社会公共信息资源，是为方便工作而设的，长期以来却被人为地涂上一层神秘色彩，由此造成政府与民众的隔膜。昆明市打破“领导干部电话不外传”的官场潜规则，让“秘密”公开，使之由少数人专用的“内部电话簿”转为大众皆可使用的“公用电话簿”，撩开了领导干部的神秘面纱，此举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和肯定。本刊不少读者认为，“昆明纸贵”现象就是大众对此举的积极反应。

　　浙江读者舒圣祥来信说：在现行权力生态下，有些政府官员在大众眼中太过神秘了。他们各自负责怎样的工作？通过怎样的途径可能联系到他们？他们的子女和配偶都从事什么工作？他们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如何？这种种情况，对于民众而言都是非常神秘的。昆明市通过制度的途径，让政府官员“去神秘化”，这是完善民主政治建设的第一步。只有政府官员“去神秘化”，民众对权力的监督才有可能。政府官员越是公开和透明，腐败的空间就越小，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也越高。

　　河北读者殷建光认为：过去，官员电话、以及官员的许多事情都很神秘，这种神秘是与人民的隔膜，人民不需要这种神秘，人民需要的是清晰明白的官员。官员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应该阳光地站在百姓面前，随时接受百姓的监督。

　　浙江读者吴杭民表示：从昔日有人高价叫卖领导通讯信息到今天昆明市的党报用4个整版公布党政领导干部的联系电话，显然是执政理念的改进。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所以，领导干部的通讯信息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开是必要的。昆明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在去除领导干部神秘化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安徽读者邓学志说，党和政府要实现与群众之间的无障碍沟通，必须建立包括电话无障碍联系在内的多种沟通交流的“绿色通道”，才能使“为民”为在点子上。

　　“昆明纸贵”的另一层解读

　　社会舆论对“昆明纸贵”现象固然肯定有加，但善于思考的人则从中读出了更深一层的意思。

　　江苏读者李秋生反映，现在，一些地方的政府机关照例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领导干部除在报纸上、电视上时常露脸外，普通百姓平日要与他们“亲密接触”很不容易，办公地点、电话号码均属保密范围。有些地方对群众上访层层设防，群众意见无法表达，群众路线、群众呼声早被一些人忘却了。李秋生表示，仇和带头面向大众公布领导干部电话，使之成为联系群众的直线、专线、热线，有利于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和一些突发性问题、老大难问题、没人管的问题，这无疑有利于稳定人心，缓解矛盾，促进和谐。

　　江苏读者马会东的看法是，现在党群、干群之间的距离在一些地方依然很大，一些领导干部依然高高在上地神秘着、尊贵着，百姓要想找他们、见他们，十分困难。在“昆明纸贵”现象背后，显现出民间的“青天”情结依然严重。一事当前，人们并不把希望寄托在规章和制度上，而是期望找更大的“管用”的官员来解决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存在问题，百姓办事不仅要承受拖、推、冷、横的折磨，还要面对一些明显的不公和不平。于是，他们只能希冀联系到大官来反映情况，以便解决问题。所以，这则消息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应该是警醒和思考。

　　湖北读者徐光木表示：透过民众热捧领导干部电话，我们感到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改革力度，还民生以更多更充分的表达渠道，并辅之以全方位的监督，让领导干部真正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好用比好看更重要

　　昆明市实施领导干部电话与群众直接连线，让人们看到了政府改善工作作风、增进干群联系的诚意，也为广大民众开辟了一条表达意见和诉求、参与民主监督的切实途径。人们在欣喜之余，也有担忧。曾经有媒体调查，全国27个省会城市的“市长热线”只有一半能打通。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某地方报纸报道说，当地政府市长热线电话自2000年开通以来，坚持24小时值班，实行“集中受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限时办结”的原则，解决了大量的热点难点问题。结果，有记者打了将近两个小时，该电话却始终不通。因此，人们希望在公开领导干部电话的同时，建立一种上下畅通、良性互动的政务机制，避免重蹈一些地方“领导热线”前热后冷、虎头蛇尾的覆辙。

　　安徽读者杨杰因此指出，老百姓给领导干部打电话，其中大量内容涉及到切身利益。领导干部在接到电话后，不得推诿，不能指个兔子让老百姓去追，最后上演电话马拉松。转一大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公布电话又有何用？因此，应该实行首问责任制，有关责任人自己能够解决的要马上拍板或协调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要说明理由，需要其他部门或有关领导解决的要详尽告知打来电话的群众，必要情况下要亲自出马帮助引线搭桥，促成问题尽快解决。“昆明纸贵”由好看变成好用，才算是将好事真正办好。

　　湖北读者叶祝颐说，领导电话接通率与办事效率是对政府是否诚信和以人为本的检验。公布领导电话是花拳绣腿，还是真刀真枪，百姓拭目以待。进一步说，当公开领导电话成为制度常态，有关部门与工作人员工作到位，百姓诉求渠道畅通，百姓不需要拨打领导电话就可以实现利益诉求以后，百姓对领导电话的神秘感也会逐步消失。

　　巢湖读者邓学志建议，在公布联系电话后，还需出台相关的配套制度，比如对群众电话“拒接”或敷衍的问责制度，群众建议和意见的后续处理制度等等。只有用制度来保障电话的畅通，用制度来保障群众的反映件件有回音，才不致于使这项为社会大众所热捧的举措，最终沦为一场“政治秀”。

　　就像吴杭民读者所说，公开官员电话仅仅是满足群众知情权的“一小步”，如何以制度来保障政府部门执政为民，还有待于不断摸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