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有700万电视观众被“奥普拉脱口秀”所吸引，《奋斗不止》更是在全球拥有2200多万读者。如果我们说传媒界已经不存在“领军人物”的话，奥普拉肯定会给你致命一击。可以想像，美国电视台要是没有奥普拉，收视率会是怎样一番境况？

　　一个人决定一个电视台的生死，或许还只能当神话来看。但是，如果没有吴小莉、窦文涛、闾丘露薇这些主持人，可能就没有凤凰卫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样，对于报纸而言，某个版面或专栏时常是读者阅读某天报纸的唯一理由。你不能说“名人”的存在毫无意义。

　　我们还会提及一些著名新闻名人的名字，张季鸾、范长江、邹韬奋、普利策、李普曼、法拉奇……只是他们的存在过于遥远，不足以对现实产生作用，而“关照”我们生活的新闻人，似乎没有谁能拥有业界前辈的感召力和能量。即使有一些算得上“知名”的新闻人，相对于整体新闻从业人数而言，少之又少。

　　在一个资讯快速传播、传媒竞争越发激烈、受众分化越来越严重的信息时代，在一个人人都拥有麦克风、拥有话语权的网络时代，媒体从业者的个人影响力和权威性日渐减弱，一呼百应成为梦想；与此同时，由于资讯的浩如烟海、信息的杂乱无章、观点的众说纷纭，又需要独具慧眼的“意见领袖”为公众指点迷津。这种看似矛盾的舆论生态，恰恰是今天的新闻人或者说“三名”（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生存与成长的土壤。

　　媒体权威性弱化，新闻人脱魅

　　在中国，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政府的代言人，被赋予相当的权威性，掌握绝对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法规法纪的化身。报纸上的评论文章，毫无疑问是党的声音；一篇报道，可以对事件一锤定音。这种因“政治”而来的权威性，给了媒体至高无上、毋庸置疑的地位，连带着新闻人也享有某些“特权”——几乎没有人对记者的报道、评论员的评论提出疑问，他们被神圣化了。

　　此时，媒体与受众之间是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传播方式是单一的纵向式传播；受众是靶子，媒体发布的宣传子弹无一不命中目标；受众以恭敬、仰视的态度看媒体。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被几亿人学习乃至背诵。但是，绝对的权威往往又是去个性化的，因而，在那个媒体备受景仰的时代，并没有出现多少有着浓厚个性色彩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公众记住的可能是某个“名篇”，而非“名人”。

　　上世纪80年代，是媒体回归自身规则、追求个性化的开始。其时，新闻的市场化运作尚未真正启动，党报党刊占据了相当大的读者市场，舆论环境的相对开放和市场的相对垄断，为“三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新闻理论探讨、新闻写作方式创新最为集中的一段时间。标准的“新华体”被个性化的表达所替代，典型报道的“高大全”形象被复杂的多面性颠覆，一批影响深远的新闻作品（包括报告文学）随之诞生。凭借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性，艾丰、王安、张建伟、郭梅妮等新闻人，在业界脱颖而出，被公众所知晓。立体深度报道、批评监督性报道等新闻样式，至今仍对媒体的新闻写作产生影响。

　　90年代之后，都市类媒体的兴起，新闻的市场化运作，让媒体在贴近受众、服务受众的同时，完成了自身角色的归位。单一纵向式的传播方式得以根本改变，媒体和受众之间，不再是教导与被教导、接受与被接受的关系；媒体不再能简单“操控”读者，新闻人不能不在三种力量——意识形态的导向、新闻自身的传播规律、读者的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点。

　　专业操作规范的逐步确立，确定了记者“社会记录者”的定位。媒体不再有特权，不再有一呼百应的能量，一身“烟火气”的从业者们也不再神圣崇高，受人敬仰。权威被颠覆，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娱乐化、低俗化倾向，让曾经笼罩在新闻人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

　　独家新闻日渐消失，记者很难一鸣惊人

　　十几前年，媒体还津津乐道于独家新闻，“独家”既成就了一张报纸的发行量，也让“披露者”备受瞩目。抢新闻是传媒竞争的必要手段，也是一篇报道成败的关键。如今，传媒业快速发展，网络、手机、移动电视、分众传媒的兴起，让信息垄断几无可能，独家新闻的概念随之淡化，近乎消失。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几乎没有哪家报纸存在所谓的“独家新闻”或内幕消息。并且，在信息的容量、传播的快捷、互动的便利上，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可以施展身手的空间，变得越来越有限。

　　以去年的奥运报道为例，有哪一家媒体敢说自己是独家（除非买断比赛的转播权）？关于赛事的种种消息，几乎全部是公共信息，只不过，不同的媒体根据受众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报道视角和方式而已。再以今年国庆阅兵为例，“十·一”之前各类媒体几乎将阅兵的种种内幕翻了个底儿掉，某个媒体的某个版面或者某篇报道，与其他媒体的版面和报道并无本质差别。资讯的获取上，个性化的差异被“趋同”所替代，作为公共消息的发布者，新闻人俨然没有多少可以“一鸣惊人”的机会。

　　同时，新闻职业操作规范的完善成熟，也让新闻报道的表达方式少有创新空间。客观、中立、公正的专业要求，制约着新闻人的“即性发挥”，类似报告文学之类的个性创作，被剔除在新闻之外。

　　受众的选择却愈发多样化。任何一家媒体，只能拥有特定的受众群，而无法涵盖“大多数”。消费者市场的细分，决定了每个新闻人只能成为部分人的“粉丝”，在有限的范围内施加影响、释放能量。全民明星的消失，使其知名度的减弱成为必然。

　　自媒体时代“意见领袖”的产生

　　以前，你有记者证，才算一个记者，才能采访；而现在，媒体的信息来源，更多的可能是网络、论坛、博客，在那里，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意见的表达者。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网络触发了媒体革命，公众获取信息途径以及资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作为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不得不思考：与新媒体相比，自身的优势在哪儿？

　　恰恰在于传统媒体迫于有限容量的“选择”。互联网带来了信息分享的快捷便利，也制造着垃圾和陷阱。在铺天盖地、真假难辨、稍纵即逝的资讯汪洋中，受众需要的已不是单纯的信息，更是看法和见解，选择和判断。人们需要知道的不只是事实本身，不是一件事是什么样，而是它为什么这样，意味着什么，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众说纷坛之中，受众需要有专业素养，能作出选择判断、指点迷津的“意见领袖”。信息无所谓好坏，选择和判断却有优劣。洞见的深浅、视野的远近、内涵的宽窄、情怀的高下，将造就传媒的影响力，孕育新闻名人。同时，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利益群体的不断分化、价值观念的逐步多元、公民社会的雏形初现，也让意见表达成为必须。

　　受众需要“站在凳子上演讲的人”，时评这种新文体随之兴盛与繁荣。传媒竞争中，一个突出现象是，各种报纸，不管是党报还是都市报，都有各种各样的言论版；广播节目也出现了诸多的新闻评论栏目；备受关注的央视改版，其最大动作之一，就是加大了新闻评论，特约评论员在新闻栏目中频频出镜。时评以及渐成规模的新闻评论人群体，开始承担起“意见领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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