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混蛋”：孤客张弓惊鹊燕

　　张弓惊，1971年出生。英语言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职研究生。现居北京。

　　曾供职于陕西华商报集团。任该集团所属的《华商报》(西安)、《新文化报》（长春）、《华商晨报》(沈阳)新闻中心主任、总编辑助理等职。

　　2001年主持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时报》（日报）的成功改版，任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

　　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公益时报》总编辑。

　　2002年5月至2003年9月，任中国中信集团（北京）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中信传媒集团）报业投资规划组组长。

　　2003年至2004年任厦门元通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并任《生活新报》（昆明）执行社长。

　　2004年到2005年参与创建清华紫光集团紫光传媒有限公司，任紫光传媒公司投资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9月入股内蒙古太阳晨光传媒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兼《内蒙古晨报》执行社长。并与投资伙伴一起参与北京等地多家传媒项目的投资。

　　赚钱，是支撑我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

　　六月的午后，空气有些燥热，似乎在酝酿一场雨。西安市的一所中学里刚刚结束了一个全体教师会议，会议主题是参加工作满一年的新教师转正的问题。会议刚刚结束，一个激动的男青年（也就是当年的我）闯入了校长办公室，冲到校长面前大声质问：“为什么不给我转正？”

　　校长是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她平静地看着我说：“你不是要调走吗？”

　　我愣了一下，心想她是从哪听说的？心里的愤怒并未平息，我继续说：“是不是我现在写调动申请，你就给我批？”

　　“行，你写我就批。”

　　盛怒的我匆匆走出校长室，一位老师追上来对我说：“校长已经给你办转正了，她只是吓唬你，想让你以后好好工作。你怎么还当真了？你别这样，我知道你刚到西安工作人生地不熟，你看你调到哪里去？”

　　“不行，我就要调走！”

　　我首先给《童话世界》编辑部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在大学时候就喜欢儿童文学，并写过几部连载童话（有一部还在地方的儿童节目里连续播放过），当时还任该杂志的总策划；该杂志的某位领导曾经认真地跟我谈过调我过去的事情。那边的负责人说：“年轻人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是不是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边好几个人安排不过来啊……”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华商报》。当时《华商报》的老总李涛听完只说了一句话：“行，你赶紧写申请吧，就来我们这里。”

　　那是1995年的夏天，我24岁。在此之前，我是西安44中一名不太称职的英语老师，在此之后，我走上了职业报人的道路。

　　如果再往前追溯，选择这个职业也许是注定的。

　　在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写东西，当时主要是特别爱诗歌，也写散文之类。那时候文学热，我发表一个小豆腐块赚几块钱，这对于来自农村生活拮据的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赚钱，一直是支撑我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有人说做新闻是为了理想，这种东西当然有，但鼓励我有勇气一直做下去的，还是赚钱。连我爱人都说我，骨子里是很俗气的。

　　没办法，小时候的经历就决定了我注定是要走市场化道路的。从前我们家的生活非常艰辛，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年年有人生病住院，一家人永远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

　　到了大学，我除了自己的专业英语还在好好学之外，其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赚钱上。那时写文章赚稿费，比当家教赚钱更容易。别人做家教一个月能赚几十块钱，我写文章一个月就能赚到一两百块钱。当时《当代青年》的固定栏目每期都用我的稿子；稿费比较高的《女友》杂志也曾经登过我的稿子。

　　大学毕业后，我和我爱人（也就是当时的女朋友）被分配到西安中学里当老师，但是需要交6000块钱的“进城费”。此时我上学时赚的钱都折腾完了，这6000块钱全是借的。我刚毕业一个月工资才280元，我和爱人商量，等还完这些钱再结婚。

　　那一年，我一个人干了八份工作，其中就包括在西安市委宣传部机关杂志《西安宣传》做编辑，以及做《华商报》的特约记者。

　　因为在西安市委宣传部兼职，他们给我发了一个工作证，我拿着这个工作证到哪里都可以去调查。我就拿着这个工作证去采访各个地方，回来给《华商报》写深度报道，一写写好几个版。

　　急着挣钱啊。我的兼职几乎囊括了所有我能够找到的挣钱的职位。不到一年，6000块钱全部还完了，但我的教师工作却走到了尽头。我知道不能怪校长，我的确是个不称职的老师，这一年从没给学生好好批改过作业。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她的确是想成全我；客观上也确实成全了我。

　　当我把调动申请拿到教育局的时候，教育局又让交三千块钱，我又打电话给《华商报》，李涛什么也没说，直接从他私人的钱包给我拿了钱。

　　如果说我的传媒从业经历要感谢什么人，第一个就是李涛，因为是他，把我从学校“买”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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