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新闻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刚好15年。我和新闻的关系可以分为我作为新闻受众的前15年和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后15年。既然没有资格夸耀“我如何做好了新闻”，那就老老实实地说说“新闻如何影响了我”。

　　我强烈地认为，从1978年到现在，我在后一个15年中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追求目标、奋斗方向,其实和我的前15年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个15年中的许多体验和感悟告诉了我该为谁做新闻，该怎样做新闻，该做什么样的新闻。

　　那时至少有两条新闻让我终生难忘。

　　1978年的岁末，一个并不寒冷的冬季夜晚。

　　一名13岁的初中生，上完团课，在回家的匆匆步履中，通过学校和沿途的广播，断断续续地听到了至今回忆起来还使他激动不已的如下话语：“……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名13岁的少年，还没法真正理解这条新闻的内容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强烈感觉到他和周围所有人的生活从此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的确，这条新闻传达的信息和理念，决定和改变了这个少年的一生，更改变了十多亿中国人的未来。

　　这个少年就是我。第二天，我再次感受到了这条新闻的震撼力：父母的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欣喜，上学途中几乎每一个报栏的前面都是人头攒动，学校的老师们也在热烈地进行议论，我和几名谈得来的同学当天的话题几乎没有别的内容……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新闻所带来的能量。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先后逝世，天安门广场事件，唐山大地震和粉粹四人帮；1977年，邓小平复出，全国科技大会，高考的恢复；1978年，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平反，等等。这一切，或令人猝不及防，或令人欣喜若狂，或令人悲痛欲绝，或令人心潮激荡。就像不停变幻的时代万花筒，冲击、碰撞、改变着人们的感官和心智。但是，没有哪一次像这条新闻一样，对所有人的观念是一个根本性的冲击和颠覆。

　　新闻可以给人带来鼓舞、信心和力量，新闻可以给人以未来和希望。十一届三中会公报以新闻的形式发表，第一次使我领悟到新闻可以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转眼到了197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60周年。各种大型的纪念活动自然必不可少。我所在的团支部也把全体同学拉到了公园里。一家日报的记者找到我的班主任，要采访两名正在参加庆祝活动的学生。另一名同学和我被老师领到了记者面前。

　　记者很严肃地让我们在草地上席地而坐，打开采访本，很严肃地依次问了问我们两个人的姓名、年龄和班级，然后很严肃地说：“你们回去吧。”我生平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经历就这样匆匆结束。归途中，我跟同学说：“我怎么感觉像警察查户口？”同学的回答更绝：“我感觉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第二天，纪念五四的内容在当地报纸见报。尽管首次接受采访的经历，特别是对记者的感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常地不爽”，但虚荣心作祟，还是很想看看自己在报道中的位置。那时不像现在遍地都是报摊，上学途中的报栏也没有及时更新，只能趁课间到老师办公室装作另有他事，偷偷看看报纸来了没有。结果，昨天的报道是头版头条，在近半个版的篇幅中，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某某中学的学生某某和吕激动地表示，一定要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刻苦学习，练好本领，将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看了这样无比正确的豪言壮语，我立刻面红耳赤，不知道该怎样面对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我当时自认为自己“觉悟”不低，但是也绝没有高到如此高度——老师和同学们对这一点都非常了解。更何况我只是向记者报了报自己的家门，记者同志也没给我表现自己“觉悟”的机会。出了办公室的门，我恰巧遇到了和我一起接受“采访”的那位同学。他也刚刚从另一间办公室里溜出来。我们相顾无言，都没有戳破对方的秘密，只是回到教室默默上课。整整一天，我都心绪不宁，不知道要好的几个哥们儿会怎样讥讽我。然而，一天、两天、几天下来，没有一个人提起此事。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那篇报道除了我们接受“采访”的两个人，其他人根本就没看过。

　　再后来，我慢慢悟出：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新闻，就是“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新闻——如果这也能叫做新闻的话。这种新闻永远不能给我们带来兴奋、冲击、震撼，永远不可能使我们的生活和未来变得更加美好，永远不可能使人在其中看到真实和希望。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念头：我如果将来做了记者，我决不写这样的“新闻”。

　　再后来，我果然有幸成了一名电视新闻工作者。少年时期对两条新闻的感受始终在隐隐地导引、制约着我的努力方向。每一次采访归来，落笔或编辑镜头之前，我都会想一想，有多少人会真正地关心、关注我要发的新闻，我的作品播出之后，是不是对观众有用，是不是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能让观众感受到某种向前的力量，看到某种关乎未来的希望，就像当年我在许多新闻作品中看到、感受到的一样。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自身的水平的限制，我并不能完全做到，但我始终在努力。

　　多少年来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在我的世界观开始形成的年代，正确的东西开始占据了我周围环境的主流；在我到了可以自食其力的年代，社会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按照自己的品质、志向和能力，而不是按照其他因素选择职业的机会。时代让我看到了、参与了如此丰富的内容，让我受益如此良多。

　　我衷心地感谢这即将过去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