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解放日报》在《凝聚每份爱，仰望明天》特刊中，发表署名于丹的《每颗心都受伤》，文末标注“本文系于丹5月16日口述，本报记者尹欣整理”。恕我直言，借公共传播平台展示5月12日汶川地震后个人心情与姿态的于丹口述，涂满了虚伪的自我标榜色彩。

　　我看到，新华网在媒体时评栏转载该文时，把标题改写成《于丹：灾难前，学者坐而论道可耻》。这个改写，源出于丹口述中的如此表达：“作为学者，如果现在还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坐而论道，对我来讲是挺可耻的。”这句表达，恰是于丹大秀自己、假装高尚的基调。

　　单看观点，我不赞同学者坐而论道可耻。相反，我认为，在既各就各位又群策群力的抗震救灾有机体中，学者应当并可以在专业领域贡献才能。比如，我所在的成都市主城区，虽基本未受地震破坏，但震后、尤其是面对可能的余震威胁，市民不安情绪还是较强，一些学者关于地震以及避震、逃生、救护、心理援助的坐而论道，便对安抚人心起了积极作用——更别说，医学、建筑、通讯、电力、水利等方面的学者建言献计，直接助益行之有效的行动决策。

　　当然，有些不着边际、夸夸其谈、卖弄学识的坐而论道的确无益，甚至令人反感。我曾参加一个心理救助志愿者培训，从山西一高校来的主讲教授讲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成功案例比讲如何抚慰灾民创伤心灵更多，便听得人很不舒服，但即使如此，形容为“挺可耻的”恐怕也言重了。当然，于丹教授没指责别人，是严于律己，称坐而论道“对我来讲是挺可耻的”，苦恼于“我人不在废墟上，不在瓦砾堆中”，表示“大灾当前，我就是想去废墟上陪陪他们”。

　　显然，通过公共传媒，于丹教授要告诉公众、要树立的公开形象是：“把抗震救灾当成是头等大事”的她，最渴望到灾区去帮助灾民共度难关，而这样的思想境界在她看来，分明是“大灾当前”最高尚的道德境界。如前所言，尽管我不认同她的学者坐而论道可耻的观点，但如果不到灾区非好汉是她的由衷真情、实际行动，我也会对她充满敬意，并相信她会赢得公众赞赏。然而，很简单地就能证明，她只是故作姿态，仅仅在嘴上建筑相对于他人的道德优越。

　　于丹教授若所言不虚，她真的“就是想去废墟”，不以学者而以“一个老师、一个妈妈”的身份，“陪陪那些没了孩子的妈妈，还有那些刚挖出来的孩子”，随时能抬脚。全国各地逾十万志愿者，话也没说就到了灾区，可公开宣称了的她呢？她表白说：“我给中央电视台从记者到台长很多人都发了很长很长的请战信，我和新闻中心的人说了，只要你们能带一个人去，就一定要把我带到灾区去。”哦，原来她在等“公派”，非请不行，非迎来送往不举步。

　　其实，于丹教授表示渴望到灾区去根本上就是自欺欺人，连等待“公派”之说也是自欺欺人。

　　请听，她5月16日对记者口述时讲：“从19日开始，我要待命，我要随时准备去灾区。我后面所有的安排都放下，所有的讲座都不讲了……有人给我发信息说，于老师，您现在不讲了，当地都安排了，都发通知了，我该怎么跟人家解释啊。我跟他说，以生命的名义，有什么不能解释，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呢！”但是，传媒对身为文化名人或学术超女的她的追踪显示，从19日开始，她在上海、镇海、诸暨等讲演、签售书，做她自认“挺可耻的”坐而论道，返京后又奔赴2008品牌中国（女性）高峰论坛，何曾践行“以生命的名义”而“待命”？

　　号称最想去的灾区偏偏没去，自言放下了的安排偏偏没放——看来，以讲出彩的于丹教授深谙做得好不如说得好的奥妙，善于玩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连吞噬数万人的悲剧也能利用！

　　本来，心系灾区不一定非去灾区，于丹教授不是捐款10万元了吗？不是每当讲演就谈生命震撼吗？但是，压根没打算去却又借公共传媒在公众面前装扮出恨不得插翅飞去的样子，未免太不厚道。或许，今后某一天，她会去灾区，会说践行诺言来了，可她标榜的目的——在废墟、瓦砾堆中“陪陪那些没了孩子的妈妈，还有那些刚挖出来的孩子”的高尚目的，仍等着她去实现？如果，在其它时间和场合，利用其它事件在道德上自我拔高还能找到托辞，那么利用汶川地震这场罕见灾难来沽名钓誉，借用于丹教授自己的话形容，就是“挺可耻的”。

　　不知道，对于丹教授逢场作戏的表演和“就是想去废墟”、“从19日开始，我要待命”的装腔作势台词，别人会怎么看、怎么听，至少就我而言，非常抱歉，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于丹教授与“人格分裂”四字将牢牢捆绑，学者、文化名人、学术超女的光环将失于表里不一。

　　多说一句并非题外的话，在于丹教授已以四下巡讲证明了“待命”去灾区的自我标榜的虚伪时，传媒不该发表她心口相悖、言行互搏的口述。当然，发表了，还原本来面目就非常必要。（祝俊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