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善好施、扶贫济困，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只是，有时在捐助捐赠之际，举办轰轰烈烈的仪式，大张旗鼓地广为宣传，让捐赠者风光体面地亮相，置受助者于尴尬难堪的境地。这种做法，不但扭曲了慈善的本质，而且对受助者也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伤害。这需要媒体的慈善报道换位思考，在采集媒体内容报道时候，更要尊重受助者的人格和隐私。

　　媒体慈善报道形式单一。随着高考的日渐临近，有关社会助学的报道又见诸报端或荧屏，但媒体报道和资助活动现场几乎都是“如出一辙”，往往以披露受助学生生活中最惨的一面，受助学生及家长在采访过程中痛哭流涕。慈善活动现场更是“格式化”：领导在台上讲捐赠的意义，受助学生挨个上台领钱领物，慈善机构请来的媒体“短枪长炮”对准这些接受捐赠的学子。

　　然而，笔者注意到他们在感动之外的另一种不自然的神情。他们无一例外地弓着身体，尽量地躲闪着无处不在的镜头和灯光。在受助现场外，记者也曾碰到不情愿接受采访的受助学生家长说：“真不想来，真不希望孩子看到这个电视。”一位特困家庭户主道出了苦衷：得到救助，我们打心里感激政府，并教育孩子长大成才，报效国家。可把救助活动渲染得太热闹，使我们这些困难户在亲朋邻里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与捐钱人见面，更让我们有负疚感，心理压力太重。

　　受助者因报道受伤害。这种让被救助者站在镁光灯下，无视人的基本尊严，除了人格被贬低，对正在成长中的未成年人来说，还会带来长远的精神伤害，可能导致人格的畸变。有心理学家将之概括为“镁光灯效应”：一旦被曝光，他们就有可能会长期生活在一种另类的精神环境里，而受到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

　　河北沧州的苏金巧，收养脑瘫弃婴并为其治病的报道见报后，引来诸多媒体的关注，她失败婚姻的经历等极为隐私的问题也随着媒体的关注而屡见报端，致使这位好“妈妈”母子关系僵化，女儿羞得离家出走，从此她“再也不接触媒体了”。在做慈善报道时，一定要尊重他人的人格和隐私，要正视他人的尊严，这一点不能被忽视。

　　慈善捐助需要从机制上加以规范。慈善救助，是相对政府对困难救济的一种群众性的社会补充，其核心内涵，就是为政府、为社会分忧。它不仅仅是出于对困难群众的一种物质救助，还应该包括对被救助者尊严的维护。近年来，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在国内得到了长足发展，送温暖工程、手拉手、一对一、扶贫承包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这类依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社会捐助形成的救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财政的负担。

　　慈善捐赠，本是行善积德，自觉自愿，却为何要大张旗鼓搞仪式呢？有位慈善机构负责人说，我们也不想这样做，人手本来就少，每次搞捐赠，联系活动场所，准备发言材料，请领导到场，请记者，到外地还要组织车辆，为让捐赠者满意，精疲力竭。有一位企业老板说得更实在，其实捐款企业有的愿意张扬，多数是处于无奈。前几年我们企业曾为特困户、灾区捐赠不少款物，从未张扬。可是，几年来，在同类企业评先中，各项指标都好，却没我们的份。后来我们在做慈善公益事业中，也注重通过媒体宣传，果然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

　　由此可见，规范慈善捐助机制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干预慈善公益事业，规定在企业单位达到一定利润经济指标后，按规定比例直接划拨到慈善公益事业，使其从中享受免税待遇，给予捐赠者实质性优惠，形成既自愿又公平。然后再由慈善机构将善款善物按困难群体的救助标准给予发放，这样既摒弃了有的捐款者被人怀疑款项来路不明，甚至作秀的嫌疑，又使被救助者不至于尴尬。

　　前不久，笔者看到一篇有关“隐形补助”的报道。是通过“一卡通”这种不见面的一对一的资助方式，及时为贫困学子解决实际困难的。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隐形补助”使捐助者不声不响地达到了目的，受助者也在人格、尊严乃至心理未受到任何伤害的情况下，解决了实际困难，获得了社会关爱。目前一些地方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体组织已经意识到受助者尊严的重要性，在搞慈善活动时，将镜头或媒体笔触引向捐受双方共同“做游戏、演节目，做科学小实验”等活动上，在尊重受助者隐私和尊严前提下，实现捐助者和受助者的平等互动和情感交流。

　　最后，愿慈善公益事业日益完善，让捐助者光荣，受助者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