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联生活周刊》，许多人有不同理解：小资、时尚、生活、服务、文化、深度报道、时政新闻、新闻与文化的嫁接……这些或从叙事风格、价值判断、报道对象等各自出发点得出的判断，向世人呈现出三联周刊复杂的形象。

　　按照三联周刊主编朱伟的想法，周刊是“把文化、新闻、时髦杂交在一起，做‘新闻的文化批评’，希望用知识分子的资源对新闻做嫁接。”副主编李鸿谷干脆说：“我们既不承认自己是时政杂志，也不承认是文化杂志，这是一份有待命名的杂志。”

　　“时政只是对报道对象的描述，而大多数人总爱用这种最为表面的界定。对我而言，周刊是一个‘知识的生产机构’。无论面对何种选题，有独到的解释系统和观察框架，形成有别于其他结论的看法。”或能从中看到“三联”形象何以复杂的端倪。

　　它缘于一个简单得多的结果指向―提供比日常结论更独特的东西。正如朱伟对他的记者们所强调的那样，“你看到的应该不是别的媒体都看到的东西”。而复杂不过是在行动过程中趋显的外在形象。那么，他们是怎么行动的？

　　没有独家，只有独特

　　2000年外省青年李鸿谷进京，在“三联”编前会上开口就说，“记者最大的梦想是做独家新闻……”结果引来哄堂大笑。李鸿谷事后自嘲“或许‘独家’是个太过报纸化的思维”。在信息时代，杂志想做到通常所谓的独家几乎不可能。

　　杂志的挑战正在于此―寻找别人没看到的。即使面对曾被报道过的事件，也可以从“新材料”和“新方法”两方面找到武器。

　　“新材料”与核心信息源

　　新材料的获得，靠的是找到“核心信息源”，李鸿谷用它来替代“独家”这个词。如今它成为三联周刊思想基础里重要的概念之一。找核心信息源，就是要找到新闻的参与和制造者；而不是信息发布者，即主动提供信息的公关部门和报料者。

　　不同情况找到不同的核心信息源。大致有三种，李鸿谷归结为“显性的新闻事件主角、隐性的新闻事件主角和非新闻事件主角”。显性的好理解；隐性的是指在背后推动事件发展的人；而有时核心信息源并非事件参与者，他可能是各方信息的交集点。”这些对好记者的素质要求是能够敲开别人敲不开的门。

　　“新方法”与观察分析框架

　　“新方法”意即找到分析框架和方法论。每个新闻背后都有着结构性问题和冲突，用最合适的分析框架去解释它。

　　杂志所要做的，就是对每个选题提供有价值的观察体系，有力量的分析模型，找到最为充分的事实；这其中需要涉及多种学科视野作为思考背景；最后，通过报道得出有益的知识和自己的判断。

　　从三联周刊封面故事的操作中，也许能对如何获得“独特性”窥得一二。

　　“重武器”的生产标准

　　“三联”每周二开选题会，重点探讨封面故事；一旦决定选题方向，由副主编来做前期，包括确定对选题的观察框架，分析模式，然后根据记者各自不同的擅长分派任务。

　　每周可供选择的新闻由头如此之多，需要确立甄别标准。这有三个大前提：新闻是否足够重大；是否有广泛关注度，即传播效率是否最大；题目是否能在出版物上刊登。

　　具体到操作，还有这样几个因素决定做还是不做。第一，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和思想准备来面对，即思想资源；第二，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采访，即记者的人脉资源；有没有足够的人力。

　　成功的封面产生于前面几个要素里。但更为重要的是最后的产品，能否给读者有别于坊间流行的判断―提供新的事实、新的知识、新的发现，更关键是还要有新的命名。新的命名是在前面三个“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概念，体现编辑部判断。

　　好标题能拉动杂志销售，还会形成对某种现象的权威理解，这正是“三联”想要的。譬如2007年第44期的封面故事《许三多，简单主义》，话题并不独家，但“标题”脱颖而出；“简单主义”后来成为社会理解士兵许三多的一个通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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