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１９７８～２００８，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新闻出版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段。我们无法设想，假如没有这３０年，没有这３０年的改革，这３０年的开放，这３０年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新闻出版业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３０年，毕竟在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气势恢宏的变革。看看今天中国的天空和大地，看看中国人喜气洋洋的面孔、高昂的头颅、挺直的腰杆；看看我们的新闻出版业，看看正在席卷整个新闻出版领域的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制与资本市场改造，看看此伏彼起的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的兼并重组大潮，看看矗立在都市黄金地段的千米万米大书城和数万个崛起于农村、社区的书屋，我们无法掩饰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回顾与总结的欲望。

　　本报今期发表的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同志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斌杰同志访谈已经越过表层追忆，在３０年基本成就、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基本体会这些重大问题上作出回答。相信对全行业为期一年的大讨论、大总结一定会起到导入和引领的作用。

　　■受访者：柳斌杰（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

　　改革开放不仅对整个中国命运具有“历史性”、“抉择性”意义，对中国出版业同样具有“历史性”和“抉择性”意义。

　　商报记者：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和２００８年元旦献辞中都讲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里把３０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讲得非常透彻了。您怎样评价改革开放３０年对中国出版事业的作用和意义？

　　柳斌杰：锦涛同志对改革开放伟大意义和作用的评价非常深刻，也非常准确。改革开放不仅对整个中国命运具有"历史性"、"抉择性"意义，对中国出版业同样具有"历史性"和"抉择性"意义。回想"文革时期"出版业的情况不难得出结论：没有３０年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出版业今天这样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对国际出版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总结３０年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篇大文章，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的。我在不久以前也谈到过改革给出版业带来六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解放思想转变了工作思路；二是改革开放发展了文化生产力；三是创新体制营造了新的市场机制；四是实现了政府从办出版向管出版的转变；五是公共文化服务得到了加强，第六是中国出版业正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现在都能看得到的变化，可以给改革意义的深层次总结提供一个线索。

　　如果只用几个具体数字说明，那应该很简单，比如说到产业结构，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６年，我国的出版社从１０５个发展到５７３个，增加４．５倍；报纸从１８６种，增加到１９３８种，增加９．６倍；期刊从９３０种，增加到９４６８种，增加９．２倍；说到图书产品，从１．５万种增加到２３万种，增加１４．５倍；印数从３７亿册增加到６４亿册，增加０．７３倍；出版系统利润，从３．２３亿元增加到４６．４９亿元，增加１３．４倍。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出版业３０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总结３０年，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还要探讨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经验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对新闻出版业今后的发展将产生重要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在纪念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３０年之际，我希望整个行业都来参与思考和讨论，以便深化全行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因为出版业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要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又要推进出版业体制改革，这就使改革增加了难度，加大了成本，也无疑延缓了时间。

　　商报记者：如果只请您讲一点，您认为出版业改革开放３０年，您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柳斌杰：我认为是过程艰难、任务艰巨。出版业的改革是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被动进入的，实质性的改革是十六大以后才开始的，而且难度极大。由于出版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得出版业改革更加艰难，而且是渐进式的，同经济社会改革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比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改革都晚了许多年，从这就能看出难度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开始的。当时的改革首当其冲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双包"挑战的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不久，人民公社解体，农业改革一步到位。但是，出版社的改革当时不敢触及体制，只是在经营方式上提出过"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一类改进方向，批办了一些出版单位，有了量的扩张。这仅仅是出版范围的改变，出版方式的改良，并没有牵动出版社体制。后来发行业开始连续推进"一主三多一少"、"三放一联"、"三建二转一加强"、"承包责任制"、"目标责任制"等改革探索，１９９２年以后发行业的零售向民营资本开放、组建出版发行集团，在性质不变条件下谋求更大发展。但与同一时期其他领域改革的深度相比有一定差距。

　　这是因为出版业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要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又要推进出版业体制改革，这就使改革增加了难度，加大了成本，也无疑延缓了时间。像改革初期新华书店权力的放放收收，发行渠道的开开合合，出版社协作出版、自费出版、民营书业的起起落落，都是在探索中试验，为改革付出代价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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