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的中国人民大学，到处洋溢着着热烈而流动的气氛，许多学术报告会、研讨会、座谈会在各座大楼各座会议室同时举行，川熙的人流使得这个寒冷的冬日也显得温暖了许多。

　　在逸夫楼第二会议室，一群新闻人也加入了这个温暖的行列，许多人头顶的白发让这个会场变得更加庄重。由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大学出版社、龙荣四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广天响石企划机构主办“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意义和媒体人责任研讨会”在此举行，一份长长的参会嘉宾名单，显示了会议的不寻常的分量。来自中宣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代表就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艾丰意义及其一个记者能走多远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人民网传媒频道以及新浪网读书频道对研讨会现场作了网络直播。

　　新老记者的共同思考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吴昊先生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一进这个门，就有一个感觉，不是来开研讨会的，是来进考场回答问题的。回答什么问题？就是一个记者能走多远。我想这个问题是在座的每个人都关心的，无论是做过记者的，正在做的，和将来要做新闻记者的人，都面临着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记者能走多远。

　　一个记者可以走多远？吴昊说，走多远，不只是一个时空的概念，更是一个思想的概念，一个成就的概念。我知道艾丰在当代记者中应该是走的最远的，因为我觉得他不仅在新闻领域，而且在很多理论领域，都有一个跨出一步的问题，不是达到顶峰，在一个领域跨出了一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这个问题也是对我们当前的新闻界和我们国家的新闻事业，以及对我们更多的学科领域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一个问题。你能走多远，你在这个领域走多远对我们的事业，对我们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对后代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说，今天实际上是以艾丰作为个案探讨新闻专业，到底作为一个记者，能够走多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理论上、逻辑上进行概念性的探讨。一个一个的像艾丰老师这样的个案，去体会有哪些诱惑，有哪些选择，有哪些必须要经过的门坎。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他给我们的回馈，或者给我们的资源，能够让我们体会到更多的人格力量，更多的情境，更多的情感，我觉得今天是一种有温度的探讨。作为说新闻人、媒介人如何把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力量融入到社会发展进程当中去，我认为从艾老师的实践当中，会非常明确地看到一个结论，就是你在战略问题的解决上，解决的好，那么在这方面，就能够走得更持久，更稳定，更坚定，更加坚韧不拔，能够达到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某种极限。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艾老师有一句话叫做“新闻是我的妻子，哲学是我的情人”。比喻的很有色彩。因为他始终是和哲学相伴而行的，有一种宏观的对于自己的定位，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有人曾经说过，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挑战不断应战的历史，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荣誉和职业价值，就在于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工作，把自己这样一种贡献融入到为实践当中的人们应战的状态当中去，为他们提供知识、智慧和信息的持。所以在什么时候都要有一种社会发展、领域发展、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单把握的深刻性、准确性，构成了艾老师在他的职业生涯，在他的专业追求当中的若干选择。我们看到，艾老师的每一个所谓的转向也好、跳槽也好，探索一个新的领域也好，事实上都是和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的问题单联系在一起的，也恰恰是由于这样一个问题单的把握深刻性，使他的这种专业智慧、专业努力，能够更好的融入到社会发展的价值当中去。这一点是特别宝贵的经验。所以，我还想重复我过去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造就一个好的新闻人，造就一个好的新闻作品，造就一个好的新闻媒介，其实，不仅仅是他漂亮的文字、技巧的处理，以及对于社会发展的某种敏感，他其实需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情怀，悲天悯人的一种境界，以及大彻大悟的智慧。

　　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丁士曾与艾丰共事多年，感慨也就更具体。他说，我的感想老艾是四者，一个是大记者，现在有很多小记者，小记者的梦想都是大记者，从老艾这里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第二是苦行者，老艾是行色匆匆的，走的很苦，很累，从新闻领域走到哲学，走到社会学，走到各个经济学，走的非常艰苦，但是也有欢乐。第三，我想他是一个瞭望者，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社会的瞭望者，能够发现社会有些什么问题，从这本书里看到，很多问题都是很超前的。正因为超前，所以一时不能够被人家接受。第四，他是思想者。他是真正的思想者。他把新闻做到了哲理，做到了理性的地步，他想的比较深，比较远。

　　媒体人的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现场主持人刘东华点出研讨会的热点，现在社会在变迁、时代在变化，包括下面有多人经常有痛感，就是媒体的责任。如果我们的前辈这个责任承担的特别好，今天的媒体责任应该如何承担，今天的媒体还需要艾丰这样的记者吗？

　　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清宪曾经在人民日报作记者，现在又是管新闻的人，对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深有感慨，他说，大家都知道，艾丰老师有一句名言，叫做人民日报的记者要想总理所想的事情。这句话也使我深深受益，它包括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包含这三层意识，也包括了你的理论视角，政策视角，宏观视角。我们现在的传媒，还需要这样的传媒人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新时代给所有的媒体提出的一个时代问题。我结论是，对于传统媒体来讲，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来讲，要想竞争，真正在新的媒体市场格局的竞争下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尽你的责任，搞深度报道。因为在速度，所谓短、快上，传统媒体已经没有办法和网络竞争，你已经挤不进去了。我们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深度报道，开掘深度，理性的透视，可能这是我们的长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强化记者的社会责任和对社会的负重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院长张维迎说，一个记者能走多远，依赖于你的心静，你心静了可能就走的远。大家说艾老师走的匆匆忙忙，我觉得不是的，知道定下心来，有恒心，他才能走远，他才有责任心。可能现在的媒体从业人员和过去都不一样了，现在有好多的水，但是茶叶很少，所以泡出来的茶非常淡，这是我对媒体的感觉。这么多的媒体，各种网络媒体、平面媒体，但是合格的从业人员非常少。就像一个快速发展的公司一样，由一个店员很快提成一个部门经理，然后提成一个副总经理，那这个店是早晚要垮的。我觉得培养媒体从业人员本身是一个挑战。也许未来真正最优秀的记者不是由新闻学院培养出来的。是我的一个感觉。第二，我觉得不是知识的问题，是做人的问题。要做一个好的记者，好的媒体人，不一定要站在总理的角度，要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有一个平常心，有一个基本的是非之心，有一个与人为善的心就非常重要，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媒体工作者，缺乏基本的与人为善之心。他的好多报道，都是编的，他可以在不采访你的情况下，编出他采访过你，你写出什么话。包括我本人，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前一段情况，有一人说我怀疑什么问题，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他可以编出一句话。作为一个媒体人，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编东西的话，我觉得影响的是媒体的声誉。我想一个知识的变革，基本做人的修养，都是非常重要的。

　　新浪网副总编辑陈志华也对媒体的社会责任发表了看法:他说，我在想两个问题，第一，现在社会公众的一些价值观，或者说是一些思维定律，是否和新闻界的一些风气划上等号？新闻界的媒体操守，赋予了它最大的一个不能承受的罪名。因为整体社会的分歧和思想水准架在那，新闻界虽然有道德良心这样一个典范的职业要求，但是它还是有它不能承受之重。第二，网络媒体在新闻媒体当中所承担的骂名，应该怎么去看待？我们知道，网络介质的一些特性，它的发散性，它的互动性，导致它会在技术上出现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是否我们现在对于网络媒体的指责，也带了我们的一些偏见。我说这两点，绝对不是在为媒体在媒体责任方面有所缺失来做开脱，我觉得这两点恰恰不能回避我们的责任。网民所能给予的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从今年几个事情来说，如果评选年度十大新闻来说，像“黑砖窑”、“钉子户”，再到“华南虎”，应该都算比较重要的新闻事件，我们清晰地看到，网络在新闻当中起到的推动作用，这些事情发起的由头是从网络上发起的，变化是网络上引起变化的。导致事件的最终比较积极的方向发展和解决，可以说网络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中国经营报宗编辑李佩钰认为，实际上现在整个社会对媒体都是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情绪，无论是企业，还是公众，还是政府，其实大家一方面在利用媒体，比如企业，它都有媒体公关部门；民众需要喊冤也是要向媒体反映事实。当然政府更是了，我们本身就应该是党的喉舌。同时大家对媒体的怨气或者牢骚也是非常多，因为在中国，我们传媒行业还是属于准入制的行业。所以还带有一定的垄断色彩。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它受到大家的重视或者是受到大家的责难，也是理所当然的。艾丰老师的时代和他所在的媒体可以想总理想的事情，如果我跟我们中国经营报的记者说，你们要想总理想的事，我想也没有人信，记者会哈哈大笑。现在的传媒人怎么样树立社会责任，我想说的更实际一点，就是职业精神。我非常喜欢那句话，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向上帝发誓，我以此为职业。当然那是说医生。我觉得新闻人更应该是这样。我向上帝发誓，我以此为职业。什么叫做职业精神？职业精神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客户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读者需要什么，这时候我们认真来做。另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呼吁全社会要与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现在我们媒体还有经营问题，比如很大的企业，很垄断的企业，也许就因为认为他不满意你报纸的文章，就会断你一年的广告，这种事情我说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也有各样各种的部门，他站在部门的利益，他认为你应该写什么样的文章。我觉得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在这方面怎么能够平衡方方面面的关系，能够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好，这也是下一步给我们这些媒体人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挑战。

　　对于媒介的和媒介人的责任问题，喻国明认为，现在指责最多的是假报道，包括“纸包子”事件这样的假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整个社会对于媒介所谓报道的正确性或者说客观性、真实性本身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认识。媒介本身是不可对一个具体的媒介来说，我觉得如果要求它在哲学意义上完成它对于现实反映的真实，是不可企及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真实、不全面，这可能是媒介在反映社会现在时的一个常态。所以整个的社会对于一个现实的实际再现是通过不同的媒体，同时也通过政府部门，或者其他的社会机构共同完成整个结构性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媒体一句空话都不能讲，一个片面性的报道都没有，因为媒体不是公检法司，媒体不是哲学家，不可能在每天报道的时候，都真实、客观、无误，如果要求他做到这一点的话，事实上就取消了媒介对于社会的守望和社会的责任。我想这一点，虽然看起来好象很多人，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实际上从纸包子事件之后，全国媒介一片禁声，这样对于社会监督的失职、缺位，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可能要比一个纸包子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大一千倍、一万倍，我想我们从这样一个案例当中可以得到其中重要的启示。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的作者成思行说，思想家尽责任的最佳途径，莫过于通过公共权力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现。艾丰先生、艾丰老师成长的途径和他的重要贡献十分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