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丰警察到北京的《法制日报》传拘记者一事，在暗中有力进行着。披露出来的说法中看到，相关人与代理人们不相信法律能在西丰县保护人们的权益。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坚决放弃在西丰法庭寻求正义的人和想法，而转向上级组织乃至中宣部寻求保护和支持。这样的保护有着高效率，辽宁省的党政权力机关当即响应，事态立即扭转。事情当然不会这般完结，行政和超行政的过程难以预见，毫无规律也毫无规则可言。就已经见到的情况而言，小结一下就是，西丰当局用行政手段动用法律，北京方面呢，用行政和超行政的手段拨开了法律。
于是，现在就听得声音在呼吁要为新闻立法，使之以别于宣传，并以上述这宗和其他类似案件为例，说明新闻立法的重要和紧迫性。若抽象谈论新闻立法这档子事儿，兴许不无道理。可若将《法制日报》为例放入再进行逻辑计算，似乎大有悖理。《法制日报》们首先不相信在西丰那里自己能得到法律保护，所以调用了法外力量保护自己；然后呢，还是觉得法外力量没大好能保护类似的那些自己，所以还是要设立新的法律保护所有相同的自己。意思就是，若今后有新闻法了，他们就会大大方方地去比如东丰什么县的地界应诉打官司。这样，看起来并非是西丰当局滥用权力调动法律，而是的确无法可依。那么，西丰当局何错之有？
《法制日报》这个事件，还可作为案例继续分析。就那篇事关西丰报道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预设，第一个预设，报社的报道首先发给西丰当局预审，无论是经由报社自己的上级预审机关转送或是报社自己直接送达；第二个预设，报社所有采访都有报社自己判定刊发与否，与外在力量无关，并对由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担当所有责任。究竟什么后果和什么责任是另外的问题，就预设的逻辑而言，现在有人按照这个逻辑要求报社面对后果并担起责任。
两个预设的逻辑区别在于，一个是“预审”制度，法律的或者非法律的；另一个呢，则是“后审”制度。后审制度的执行有两种不同措施，一个是法律的，经由公开程序认定事实，依据法律；另一个呢，则是行政性的，比如免去责任人的职务什么的，甚至封闭报馆等，非公开的，无须事实和不具法条的。这样，对新闻立法，我以为，不可能解决体制内行政管制。谁家办的报刊，谁家就有权力开张、关张，任命与免除，与法律无涉，除非涉及什么劳动法纠纷之类的连带事情。
立法可以有三个法意：其一，使得行政行为有得法律依据，即对新闻如何实行行政管制的法条；其二，民事行为的约束与责任以及豁免；以及其三，刑事责任的追究与豁免。第二和第三两个法意都意味着，在他人那里属于犯罪与侵权的事情，放到新闻人这里都应当豁免或从宽，新闻人享有超出其他法律的特殊权利，因而具有超自然人与法人的人格。如果确是这个用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义何在？反之，则何必立起这样的法律？新闻人当然对特权有本能的渴望，可是若立出这样的法律，新闻人基本上就成了有执照的土匪了。
只有第一个法意似乎有复杂一点的想象空间。但如果其他两个法意不再，立下的法律肯定是“新闻行政法”而并非“新闻法”了，一个纯粹的在专门领域行政法律，关乎政府权力部门，而和新闻业和业者没有直接关系的法律。而在“后审”上，这样的行政管制法律又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立法，我看来，基本立意就在“预审”上，甚至仅仅在于预审，不过是预审得要宽一些，还是窄一些，审哪些或者不审哪些罢了。呼吁新闻立法的想法，是不是在请求行政和超行政权力机关怎么更准确、更有效审理自己呢？
保护新闻，或者说保护媒体和媒体人，法理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呼吁新闻立法的人们似乎很乱，很迷糊。新闻和媒体业的本质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国民的言论自由。因为，如果没有新闻媒体，国民就没有话语权利，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记者和媒体给与了国民以真相，而是国民应当也可以用各种方式获得真相和思想，其中最根本一点就是，为着获得真相和思想，国民自主并自由地建设起专业的体系，这就是新闻媒体。设立法律为得使传媒业和业者有超乎国民的权益，这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个本质逻辑。
什么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想象的那个自由地言论，不受干涉地言论。言论自由，从这个词语面世开始就是不得对言论进行预审，没有预审的言论和行为都是自由的。套入上一段关于媒体的话语，不受预审的新闻报道和思想传播，就是新闻自由，同时也是新闻保护，更是言论自由，也更是言论的保护。充分的言论自由，则是私人地经营言论，所有拥有公民权的国民都可以经营，没有政治资格的禁止。如果就此而言立法，那么就是禁止权力对新闻以及传播实行预审行为，解除预审制度。但这本身又不是媒体业专项事务了，而是要回归到言论自由的本身，也就是宪法的保护和尊严。
“后审”，永远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后审”，不仅意味着行为人豁免责任，其实也必然丧失法律保护。每一个人都要，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后审与预审，除了方式上不同外，更本质的是，后审永远是个案的，都有具体行为和具体事件及具体人的责任判断；而“预审”则不是，预审永远是整体的，当然会有特权豁免，而不关乎具体事件、具体行为和具体人。两种审查之间的本质区别了然，不得含糊，也不能混淆。
“后审”，言论自由体系下的后审是经由，也必须只能经由法律程序的审判，公开、公正且公平的审理。没有言论自由的体系，仅仅使用行政权力，不经由法律，或者虚假地经由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法庭审判，对行为人以责任强制和权利剥夺。对具体新闻人依据法律进行责任追究，这是新闻人当然应当面对的正当事件，无论是民事或是刑事责任，和所有国民应有的权利与必然的责任相同。新闻人不是要获得免于法律的自由，当然也不是要获得免于对法律追究恐惧的自由，而是如何动用自己手中的特有器物，来揭示、展示整个法律过程，高透明，并且高保真。
“后审”的法律制度对新闻业者是最重要的警戒，所以，为着能避免自身新闻行为不当而致成侵权等，以及失实报道致成罪错，媒体会本能地向相关人核实，并接受对方提出的正当要求。自律是靠不住的，公约也是靠不住的，拒绝或者能逃脱法律追究的媒体和新闻人更是靠不住的。如果豁免或者解除对新闻业者的法律追究，民事的与刑事的追究，真相就不复存在，社会正义就会被扭曲。就此而言，如此之多的虚假报道，如此之多的捏造和谎言能轻易流行于新闻，正在于媒体拥有超法的豁免，不必为其言论行为的承担任何责任。
媒体，我指的是正当的并正经的媒体，关乎或交集社会责任的媒体，我以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企业，不过比他者幸运地经营起一种特殊商品，人们把这个商品称作“正义”。重复一下说，媒体本身不是正义，媒体所经营的是正义，或者说，正是能经营正义，所以人类才有了媒体。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人只要追求长期乃至永远的收益，而且是愈发发展的收益，也就是说正当有效和长期赚钱的话，媒体就会不断提供优质、精美且隽永的正义。众多案例证明，经营好正义是可以赚钱的，而且是可以赚大钱的。所以，媒体人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人为好，优秀的或者平庸的商人，当然也可能是卑劣的、欺诈的商人，千万不要冒充自己就是正义，或者正义的化身、象征什么的。
对商人，我相信，民法和刑法足够了，在那里加减增删就已经足够保证社会正义了。我当然知道，当下法治状态如何，但那是另外的话语，在此不谈，这里说的仅仅就是“新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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