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一开始，灯光就熄了，灯光熄了，记者还怎么写稿呢——那时可没有笔记本电脑。于是就拿着一个节目单，呆在有灯的地方，“根据节目单想，这可能是一个什么节目？是歌舞？还是京剧折子戏？唱的又是哪一段？”笔在纸上飞快地走着：“比如青年演员一定是‘生龙活虎的’，而名家又一定是……”

　　“领导看演出，记者基本不能看演出！”

　　因为演出一开始，灯光就熄了，灯光熄了，记者还怎么写稿呢——那时可没有笔记本电脑。于是就拿着一个节目单，呆在有灯的地方，“根据节目单想，这可能是一个什么节目？是歌舞？还是京剧折子戏？唱的又是哪一段？”笔在纸上飞快地走着：“比如青年演员一定是‘生龙活虎的’，而名家又一定是……”

　　呵呵。

　　朱幼棣自己笑了。

　　灯亮了，演出结束。你进场，看领导有没有“和演员一一握手”，甚至有没有发表讲话。如果有，你必须跟上去，一边听，一边把讲话补充到早已留好的空白处。

　　“必须几分钟搞定，在领导走之前把稿子交给他。”

　　所以，基本上，有笔记本电脑恐怕也没用。

　　演出结束已是晚上10点多钟，领导和领导的秘书都该回去休息了，他们一走，你去找谁呢？

　　所幸你及时交了稿。

　　领导匆匆看一眼，说，我就审这一段，其他的，你交给文化部长吧。

　　等部长审定，签上名。今晚的采访，便告一段落。

　　没有发过一次更正

　　1982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朱幼棣进了新华社国内部。国内部的新人，少不了要先当“一读”，所谓一读，即稿件的第一读者，带点校对的意思。因为稿子写得好，朱幼棣直接跳过了这道程序，并且，“很快就提了”。

　　1983年，他被选拔到陕西分社锻炼一年，接着成为走上南极大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1985年从南极回来不久，他当上了国内工业编辑室副主编。接着是国内工业编辑室副主任、国内部党委委员，然后成为“常备名单记者”——进入这一名单，意味着你能够采访中央政治局领导了。很快，1987年，经过中央警卫局的政审，他又成为“常委名单记者”。对于“常委名单记者”来说，进出中南海甚至不需要证件，“报一下名字就可以”。

　　朱幼棣每周要跑三四次中南海，“那时工业部门多，领导要开各种经济会议，还要看展览。”1992年，朱幼棣开始担任教科文编辑室主任，这一时期，他的报道主要是领导看演出，年底还要看望老科学家。1995年，他任政治室主任，也即“中央组组长”，开始跟着领导去外地考察。

　　“我比较可以说得过去的是，这么多年我没有发过一次更正。”朱幼棣说。事实上，曾有领导的秘书，当着众记者的面，对他说：朱幼棣啊，你一来我们就放心啦！

　　与共和国同龄的朱幼棣解释，这是因为他分寸把握得好。不过，他的一些同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将近20年前，有记者写了“改革开放的趋势不可阻挡”——这句话今天读来无比正确，结果导致他所在的报社很长一段时间被排除在重大会议之外。因为每一篇报道都有具体的场合和内容，是不是还有“弦外之音”，谁是改革开放的阻挡者？而朱幼棣亲眼所见，他的另一位同行，因为字写得不好，“看起来费劲”，被领导办公室的一个电话直接喝回：以后不要派这个记者来采访了。

　　“很难很难。”即便是回忆，你也可以看见朱幼棣额上的细小汗珠。“那个时候没有手机，BP机24小时都得开着，不能离开北京……也确实是锻炼，有一次，一个打击走私的展览会，几位主要领导都去了，但又不是同时去的，往往两个人前后隔上四五十米，他们讲话你也都能听得见，这就很麻烦。第一个采访完马上去下一个，你要不断问他们的秘书，首长刚才讲什么啦首长刚才讲什么啦……你还要根据领导的身份，主要领导比如写300字，再下面的就是200字，下面的每一位都要有一两句话……”

　　有时候首长恰巧没有讲话，可是按他的级别又该上《人民日报》报眼，“这也很难办，就得请领导的秘书问，是不是要讲几句话？”有时候呢，领导讲得又特别具体，或者说“敏感”。仍是将近20年前，“那时候领导每次会议都谈很多，你能都写吗？就根据他们的精神写。”于是具体问题被归纳为“谈治理整顿，整顿经济秩序”。

　　“就是报道分寸问题，你要是不懂得，就不能够把握，”朱幼棣说，“我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都是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没有写很左的或者很右的东西。”

　　如履薄冰中也有坚持。1980年代，一位高层领导曾提出“有矿快采，有水快流”，而新华社认为，鼓励发展小煤窑，造成滥采滥挖，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一位记者还写了篇内参反映小煤窑的问题，结果受到严厉批评：没想到半途又杀出来一股黑风！

　　当时的内参编辑室主任，不能继续工作了，被安排到朱幼棣所在的编辑室任副职，“老同志因此一直比较郁闷，后来还得了脑溢血。”朱幼棣唏嘘。尽管如此，编辑们仍达成了共识：不和领导唱反调，但公开报道里不提“有水快流”。

　　一把手其实不好交流

　　朱幼棣讲新闻纪律，他对坊间流传的一些所谓“秘闻”嗤之以鼻，“有人进一次中南海，就敢写什么‘红墙内外’……”

　　朱幼棣看不惯一些记者在官员面前的谄媚，“记者谄媚，关键是自己不自信。你和采访对象是平等的，你首先要觉得，我是可以和你做朋友的。”

　　朱幼棣浙江人，与方孝孺同乡，他曾写过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大爆发》，当时的《报告文学》连续两期刊载，影响颇大，结果一位部长找到他，跟他讨论如何发展民营经济，如何走向市场的问题。

　　“和部长交流，你要考虑，你有没有和他交流的政治智慧和水平，”朱幼棣说，“人当官当到部长以上了，周围大部分人都会多少有点像拍马屁一样，他就会觉得很孤独。一把手其实不好交流，因为部里面都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我又不想要他什么东西，他才真把你当朋友。”

　　于是朱幼棣有了不少“无话不谈”的部长朋友。

　　1993年，水利部和环保总局在治理淮河污染上产生争执，时任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问朱幼棣意见，朱幼棣答：关不关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的事，环保局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关键的断面建立监测，定期发布污染通报，这样便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

　　于是有了水污染监测报告，接着又有了人们更为熟悉的空气污染指数报告。“最先在10个城市搞，当时北京不参加，慢慢搞起来，北京就有压力了，你空气质量不好还不公布，人家大使馆也是知道的……结果后来北京也进来了。”朱幼棣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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