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得奖新闻摄影作品屡曝造假丑闻。2004年，武汉晚报社摄影记者邱焰的作品《非典时期的婚礼》获得了国际顶级新闻摄影大赛———“荷赛”的日常生活类(单幅)三等奖。孰料获奖不久后，照片中的男主角就向媒体投诉，说图片是记者找他和另一个女模特摆拍的，当时并没有告诉他会取这样的标题。

　　事实上他尚未成婚，照片刊登后，影响了他和女友的感情。

　　2005年，第二届“华赛”得奖照片《深圳农村城市化改革第一爆》被证实做假，作者不仅在图片上重新排列组合了倒塌的高楼，还增加了莫须有的柏油公路；

　　2006年，《大庆晚报》一张题为《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的照片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图片铜奖。照片上，火车快速经过的瞬间，大群藏羚羊从铁轨桥下奔驰而过。不久，该图作者承认做假。事实上，根据藏羚羊的习性，它们听到火车声只会四处奔逃，不可能悠闲通过，火车是作者事后PS上去的。

　　许林说，现在PS一张照片变得非常容易，造假成本比过去低得多，一些摄影师，尤其是一些都市报的摄影记者，工作压力很大，每天要跑街，争取多上版面。有些照片拍得不够理想的话，有人就要PS，效果更好一点，容易上版面，这是一种利益驱动。

　　另据一些业内人士说，照片得奖后，利益也很大，意味着有名利、升级，单位也有机会得到集体荣誉。而另外一些人以评委身份参加各种评选活动，个中好处不言而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为什么近一年还拿不出清楚的结论？还是一个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老问题。“广场鸽”的作者是某报摄影记者张亮，而该报领导碰巧是本届“华赛”的评委。“对于承认错误的造假者，我当然持宽容态度，重新给人机会，但这是在承认错误之后的事情。据我所知，《大庆晚报》造假记者和总编的引咎辞职是新闻界第一次，其他造假者并未得到严肃处理。这样一来，造假成本就很低，约束惩治机制不健全，风险不大，有空子可钻，效尤者自然就多了。”许林说。

　　多一只鸽子，丢掉了什么

　　“是不是还应该再问一个问题：这些假照片为什么会获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旦说，“从历史角度看，这不是什么新现象。”

　　许林之所以是积极的打假派，和他自己摄影生涯中一段造假经历有关。在这场真假鸽子的争议中，他写下了《40年新闻摄影回眸和自我批判》的系列文章，回忆自己在文革时期如何热衷摆拍。

　　1971年，许林到浙江省绍兴一家茶场采访，怎么拍经济题材的新闻图片，心中没底。这时，他看到浙江省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摄影师用箩筐排队、大摆特摆茶叶丰收的场面，以为照片就是这样拍的。

　　许林迷上了摆拍，感觉良好，认真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许多“摆拍”窍门。

　　1974年，许林去陕西省南泥湾拍五七干校，他像导演一样不断调整老农的羊角巾、人物背后的草帽、手中的笔记本、脖子上的毛巾、桌子上的水杯、水壶和人物高低错落的坐姿。1975年，许林在山东胜利油田拍摄了一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画面上“毛主席语录”的美术字都是他现写的，然后贴到墙上合适的位置。

　　“那时，事件性新闻、文艺、体育新闻，我绝大多数是抓拍；配合报纸图解政策、宣传所谓"大好形势"的照片，大多是摆拍的。”许林说，“现在PS造假，很多是一脉相承，甚至比过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有这么一个观念误区，如果是宣传的需要，那么锦上添花，稍微弄点假的也没有关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合理想像"。只要动机是好的，为了突出宣传效果，多一只鸽子、少一只鸽子无伤大雅，而且认为只要传播目的是好的，那么你就应该接受。”黄旦说，“这样的观念有种居高临下感，有权力的落差，没有把宣传对象放在平等的位置。舆论是什么？是大家真实的所思，所想，不是报纸上、电视上说的就是舆论。舆论可以引导、调节，这我不反对，但这些都要在沟通的基础上，如果双方不是平等的，相互尊重，又怎么说得上是沟通呢？”

　　“宣传的效果，来自媒体的公信力，可惜这个常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这些假照片最终伤害的还是政府的公信力。现在中央一再提倡继续解放思想，那么我们的一些宣传观念和作法，是不是也该继续解放一些呢？”(谢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