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何华峰，男，1976年生于浙江宁波，1992年和1996年分别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厦门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经济专业;1999年初，被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录用。2000年10月起，在英国路透社上海记者站一年，首次涉足新闻界;2001年10月，加入《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记者站，主要报道银行报道;一年后，调至香港新闻中心，2003年6月起任香港新闻中心负责人;2005年6月，加入《财经》杂志社，现任资深记者，负责互联网与风险投资的报道。

　　【访谈实录】

　　红包源于媒体垄断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你以前的专业是学什么的?

　　何华峰(以下简称“何”)：我是很偶然进入记者这个行当的，这中间有些过渡。我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国际经贸。国际经贸是万金油专业。

　　张：不过和新闻学比，新闻万金油程度更大些。

　　何：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到上海民生银行做信贷员。这工作不太适合我。当时是民生银行初创期，管理比较乱，我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拉存款，不适合我这种所谓知识分子的想法。

　　我的第一份媒体工作是路透社。为什么去路透社呢?就是在民生银行不舒服。

　　当时是2000年，路透社名气大，像天堂一般的感觉。我就这样在路透社呆了一年，路透社在中国招人是做新闻助理，开始只能做翻译，有段时间也做一些报道，不署名。外国通讯社，中国人有时署名，外交部新闻办严格一些，就不署名，像打游击战一样。现在路透社、彭博还存在这个现象。对我来说路透社有个很好的地方，它让我第一次进媒体，第一次体验规范运作。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自己能像上海记者站的首席记者就很好了。这和后来去南方做记者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去英国的时候也听到批评，他们认为路透社记者干的事特别简单。我对路透社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有“天花板”效应。我们中国记者永远拿不到记者证，那些老外从新加坡来或者从哪里来，并不是很优秀的，中国人去路透社都是较优秀的，但他们却像老板。

　　因此我就辞职出来，想回到到好一些的外资金融机构，发现很难找，反而去《21世纪经济报道》很容易。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初创，我在《南方都市报》的同学给沈灏打了一个招呼就进去了。在《21世纪经济报道》期间是国内财经媒体兴起的时期。《21世纪经济报道》代表财经媒体兴起的新时代，《21世纪经济报道》之后是《经济观察报》，再到后来《第一财经日报》和《每日经济新闻》实际上已经属于财经报道的泡沫阶段了，现在当然是泡沫破碎阶段了，像《财经时报》、《经济观察报》都卖掉了。为什么泡会沫破碎?实际上很多媒体当时成长时非常理想化。但实际上在管理能力、人才培养都是不行的。这就是和《财经》最大的区别。这些媒体一开始内斗就很厉害。普遍特征就是到了中层不干活，每个人都有好逸恶劳的性格，中国的媒体是特别奇怪的，大家做了记者一开始拼命往上走，做了小头目上了就不干活了。这个在财经媒体里面表现非常明显，《南方都市报》还好些，属于日报性质。在财经媒体界包括老媒体的这个现象就表现在没有人拉你往上走了。

　　回过来讲我的经历，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站呆了一年，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刚刚兴起，人员迅速扩张。《21世纪经济报道》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大量的人、乱七八糟的人都进来。从我的视角来看，当时在上海站做记者，环境比较好，表现在大家都很有冲劲。我现在把它定义为泡沫的起源，在全国各地一片黑暗时它是一盏明灯。所有的人都来投奔，而且有很多是精英，精英的一个缺陷就是太理想化，一旦发现不是明灯就会有问题。我自己在上海一开始就和他们性格不一样。他们活跃，我比较老实。一开始被分配写银行文章。当时都没有银行的报道，像我们是比较早做银行报道的。我的性格还比较敬业，比较为编辑着想，水平不一定高，还比较勤奋。平均我保持一个节奏每周一篇文章，这样到年底稿件打分我都是排名第一、二位的。

　　张：在整个《21世纪经济报道》吗?这么多记者，200-300号人吧。

　　何：记者这行当很多人自律性不强，很多人往往凭激情工作，这阵子感觉好了就拼命写，出彩了。过阵子没劲了，或者家里有什么事，就不写了。

　　张：你为什么能保持相对均衡的节奏呢?

　　何：这可能和我不是做记者出身有关，比如说我没有熬夜的习惯，我基本保持了在银行、路透社工作时候的习惯。我从路透社出来感觉《21世纪经济报道》什么都比较粗糙，感觉路透社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希望按照这个模式来走，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然不一定全对，但是和他们比起来有一个优势就在于他们从草根媒体出来或者从旧媒体出来，没见过先进的东西。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一开始在拿红包方面还好，和其他媒体比起来是好的，现在可能比较严重些。我当时觉得中国还要有自己的《华尔街日报》，还是值得奋斗的。我觉得做记者还是要保持自律性，很多都是延续路透社的习惯，比如做了这么多年的记者，我可能是《21世纪经济报道》少有的从来没有拿过红包的记者了。这不代表什么，只是代表我个人和《21世纪经济报道》有些差别。

　　张：那怎么可能呢?比如银行搞新闻发布会，这是最起码的。这一点钱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根本不算是违规了。

　　何：这个应该是潜规则，但实际上还是不合法的。

　　张：那银行开发布会，你不去签到吗?

　　何：即便有的话也会把钱退给他。

　　张：那其他的同行面子往哪搁呢?

　　何：其实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银行的新闻发布会还是比较少的。而且我们的稿子有时候相对也会偏负面一点，我当时年少气盛，觉的《21世纪经济报道》就是最好的媒体，不怎么瞧的上老媒体，就觉得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很多是年轻人，鱼龙混杂的地方，有水泊梁山的感觉，大家观念没有统一。

　　张：那你在《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一年，你觉得拿红包是什么样的行为?你觉得是很严重的吗?

　　何：我对别人没有要求，一般来讲他们也不敢多拿，每个人心中总有一块圣土，尤其在开始的阶段。后来出现了官阶就有了利益差别。比如说出现了小组长、主任等，理想化的色彩就淡了很多，后来管理层行为也有不端了。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当时想写平安保险的文章，后来平安投了很多广告，这个稿子就不发了。

　　张：就是说一个同事写了平安保险公司的负面文章，平安保险和你们广告部联系，以多投广告为诱饵，这个稿子就压下来?

　　何：《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有个同事，和我是一个组的。那阵子平安出问题，经常有传真报案，他就写了一篇平安保险的文章，不知怎么被平安知道了，文章按照我们的标准是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平安不知给了多少万的广告，领导就通知说这个稿子不发就算了，但记者写的文章并非因为自身的原因不能发，而且没稿费了，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比较早期发生的问题。这里有几层意思：

　　第一、示范效应差了，圣土受到污染了，这个东西非常严重，他会对管理层产生怀疑，为后续的工作打下非常不好的基础。

　　第二、尽管《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标榜理想，这是沈灏提出来的，但是可能其他管理层并不认同这些，比较现实的。当然，他们管理是没有什么经验，碰到这个案子没有想到下面是怎么想的，他可能认为广告拿过来不发文章不是很好吗?关于给记者的补偿问题也许是个细节他就忽略掉了。

　　后来类似案例当然就更多了，包括后来民生银行拉广告，以及和顺驰之间的合作。现在更多会受到经营的压力，对管理层说，实际上这是恶性循环，资方始终对它是有压力的。一开始《21世纪经济报道》姿态高，新闻独立，这是记者认同的。后来把记者得罪了，经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个对管理层来说就更加被动，尤其现在报纸发行量下滑。即便想保持理想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在路透社时，茅台酒开新闻发布会，我去参加这个会的时候发了很多东西，一人一瓶茅台，每人一个红包几百块钱，还有一块金箔吧。我觉得东西比较多，打电话给首席记者，他说你把东西都退回去，酒可以拿回来，虽然200-300元每瓶，但都是自己生产的，而且我们也没给他们什么承诺。拎回去以后也就放在办公室。

　　同时有一个《南华早报》的记者耿必儒，他以前也是路透社的首席记者，他去就没拿任何东西，这就是差别。

　　张：一起参加茅台酒新闻发布会的还有大陆的媒体吗?

　　何：当然非常多，他们都拿了啊。在路透社我还记得有个事情，有几个中国的员工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们认为，中国媒体的记者都拿了，为什么我们不拿?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允许的。后来有天中午，同事吃饭去了，我值班接了个电话，那个公司的公关打了电话过来：“文章发得怎么样?”我说什么文章，我们从不承诺发文章的。他说：“收了钱还不发文章?”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没有说了，其实是非常尴尬的，这事如果给老板知道了要开除掉的，这是标准的问题。

　　在香港媒体这个行业廉正公署可以管，首先不能拿钱，吃饭可以，拿礼品价值不能大于900元。

　　拿我们《财经》的标准来看，我们这边的规矩是你可以退，也可以回来上缴。我记得我参加过新闻发布会，回来发现有红包，心里还犹豫了一下，退回去太麻烦，交了其他同事会不会觉得你太另类?我就和秘书讲，秘书二话没说，让我登记就可以了，原来《财经》是有这方面的规定和流程的，所以就很好处理，他们最多的有交了2000元的。

　　在《21世纪经济报道》没有这样的规矩，《21世纪经济报道》有一个记者站甚至，教育记者说500元以下，拿了不写文章也没关系。你们复旦新闻学院出来的人很多也受污染，旧媒体出来的人很多脑子也比较灵活，我们在上海有同事说200块钱，写文章骂他都没关系，拿了就拿了。我到《财经》不久就胡舒立就碰到一个案例，她的处理就不一样，实际上这是《财经》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当时四大国有银行从来都不在《财经》上做广告，因为《财经》从不说他们的好话。几个月前，农行第一次准备在《财经》做广告。

　　张：为什么呢?

　　何：因为《财经》的品牌太强了，到《财经》登广告是实力的表现。但是这一期不巧，我们记者凌华薇写了篇文章：《农行重组尚无解》，带些批评农行的色彩。他们到《财经》做广告是因为正巧农行有个会，他们想把《财经》拿到会上去展览，因此提出文章能不能推后一期。胡舒立说法很简单，广告不要算了，现金20多万。你说胡舒立苯吗?傻吗?其实不然，这个对杂志社来说绝对是划得来的：

　　第一、这个广告会逃走吗?不可能的。为什么?这就是品牌问题，这期不做，过几个月自然还会来找你。

　　第二、这么做对凌华薇来说，觉得老板好，其他人也认为管理层支持，这就是最关键的。你就感觉我在前面写文章的时候这种事情根本就不需考虑，但是在传统媒体就不是这样的，写文章也不知能不能发。也许对方公司小舅子和领导有关系，文章就不发了。这个对做媒体的人打击最大，因为做媒体的都号称是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但一旦堕落也很快，因为看事情特别透。

　　第三、为以后建立了范例。这个事情以后怎么处理原则很明确，怎么和第一线记者、编辑沟通的规则就定下来了，这样工作成本就低了。这东西就是媒体核心竞争力所在，我为什么把《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都当作泡沫来看待?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这一点，媒体存在的价值就是独立性，他们都没有坚持下去。

　　张：路透社为什么能坚持他的独立性?同样是财经类媒体，你思考的答案是什么?

　　何：人为什么要讲品牌?为什么要讲信誉?讲诚信的人笨吗?品牌带来的价值是非常多的，为什么《财经》比别人要贵?为什么《财经》能吸引最好的人来为你工作?为什么《财经》能写出最高品质的文章?为什么只有《财经》的凌华薇才能写出《银广夏陷阱》而其他媒体写不出?《21世纪经济报道》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章?这就是你的价值，当然不是说其他的媒体就没价值。这个市场是有定位的，《财经》是给这个市场的前20%的人看的，相当银行提供的VIP服务。高端人群的要求希望你提供一个好的产品，为什么劳力士会卖的比别人贵?这个就是营销里面品牌的价值。像《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到后期不行，特别像《经济观察报》，管理层没有进取心，当初管理团队没有设置好，内斗很厉害，导致大家也没有激情往上走。这是中国传统媒体的通病，新兴行业可能都是一个通病，没有一个很好的理念来支撑。

　　路透社等媒体就不一样。象《纽约时报》的黑人记者作假，它会在封面报道上做一个调查，就是为了品牌嘛，某种角度上讲这是一种领导艺术，通过这件事给自己的员工传达一种非常强烈的信息，给读者传达一种非常强烈的信息，这代表了你的承诺。南方的媒体通常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更加务实，比较短视。

　　张：你有没有意识到收红包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普遍的一个潜规则?你想想《财经》不仅在财经类媒体是另类，在所有的媒体里都是另类，你知道这个吗?

　　还没完全找到。但是我做事请比较讲原则，我自己的原则不会违背，至少我有些事不愿去做。按照管理大师的说法，有时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最好，至少要知道自己不擅长做什么。

　　张：你的听说过职业记者?或者新闻专业主义?

　　何：我不太理解这种话，也不认为这种话有什么意义。讲职业记者，我的理解就是在伊拉克冒着生命危险做采访，我又做不到，我不愿意去做。

　　张：你很大程度上把职业记者当作战地记者。

　　何：对，我在英国培训时，看过一个片子，职业记者联盟放的电影，去伊拉克什么的，冒生命危险的事情我不干。这可能也是商业记者和社会记者的差别。

　　张：什么是商业记者和社会记者?

　　何：从事财经报道的记者不需冒生命危险，当然做财经记者需要一定的专业性、一定的门槛。胡舒立也讲过办社会性杂志的比较简单，大家意见非常容易统一，讨论该做还是不做。但是在财经领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判断。

　　张：你在做记者之前之后对社会的看法会有改变吗?

　　何：我觉得这和做记者没有关系。现在我发现做记者到确实有个好处，能够接触到人。我不是阅读型的记者，我需要交流才能学习。很多时候了解的东西和写出来的东西是有差距的。财经记者和别人聊天更多，这里获取的信息量和元素更多，包括地点、表情等等也就更丰富。

　　我发现记者工作方式和很多工作相似，比如：政治家，他的工作也是和人交流，提案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是工作方式相同。记者也需要编织高效人际网络，这和很多工作都是相类通的。一个记者你能做到什么地步与你所站的平台是相关的。同样的人其他媒体采访不到，但《财经》可以采访到。《财经》代表着负责、严肃、沉静。与《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不一样。

　　张：那你对社会的看法是更趋于悲观?乐观?

　　何：我对社会并没有什么悲观、乐观。这个和《南方周末》社会型的记者不一样，他们有非常强烈的爱憎分明。我和他们打交道比较多，说实话我不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没规律，比较天真，我觉得很多媒体害了一帮人。

　　我希望工作的地方需要有点原则

　　张：基于你前面对新闻的理解，你所要坚持的原则，在具体财经报道的操作有什么好玩的事?

　　何：我在上海的时候还很单纯，仅仅有个简单的理想，认为《21世纪经济报道》有可能成为《华尔街日报》，有可能工作的环境会像路透社那样，作为普通的记者用不着想那么多。到了香港后，对我影响很大，香港记者的地位比较低，像外电诸如路透、彭博的记者地位比较高，而当地媒体薪水低、地位低，当时对我职业的选择影响很大。我希望自己能过一个decentlife，受人尊重，不一定有品位，只要是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我认为要有价值。

　　在香港的时候，经常到广州《南方日报》去，他们的很多理念我不认同，《21世纪经济报道》开始喜欢搞人、报黑幕。我从来都认为新闻无所谓黑幕，只有尊重事实真相，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再来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们认为香港媒体就是这么做的，把自己定位为新闻狗仔队，这对我有点刺激。香港对媒体印象不大好。《21世纪经济报道》也鼓励一些不良行为：偷情报，欺骗式采访等等。

　　张：看到香港记者生活状况，地位低，受到打击怎么办?

　　何：没怎样，就是觉得做教授职业地位更高点。我离开《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个原因是我每次去《21世纪经济报道》总部的时候都不太舒服。挑选职业我认为第一要feelcomfortable;第二个要有所贡献。他们的理念和我不同。有时可能也是我对人要求高、理想化。包括《南方都市报》，就是作为小报起家，他们认为在不同的阶段，先攒钱，慢慢地改进，从低劣的慢慢走向高端，《南方周末》当时也是走的这条路，一开始也是小报，以后再改进过来。记者这个行当我判断了一下，以前认为记者高端是和垄断有关，垄断打破后，将来记者行当收入、地位不高，和香港差不多，不一样的地方是市场比香港大，可以培养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种报纸。但是我当时认为《21世纪经济报道》不可能成为像《纽约时报》那样。香港因为市场太小，象《信报》现在就不行了。而我愿意工作的地方就是《信报》这种地方，它需要有点原则。

　　张：有些核心的价值观。大家比较认同。

　　何：当时也没想到来《财经》。自己综合考虑对记者总体不太看好，包括收入、地位等等。当时想去读书，再做教授。到了《财经》之后感觉感觉还是很舒服的，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虽然职位没问题，还有有升职机会，但自己越来越不自信，学到的东西少，人活着能学到东西是很重要的，特别对知识分子来说很重要，收入过得去就行，但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希望。到《财经》之后他们就把我送到英国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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