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一次讲座时提出要“输出中国”，台下立即有人站起来说：“王教授谬也，现在中国哪还有东西输出？”王一想也是：照照镜子，我们的发型是西式的，眼镜是西式的，衣服是西式的，皮鞋是西式的，全身上下全盘西化。再者，我们看的书是西式的，用的语式是西式的——钱钟书文言体的《管锥编》是中式写作的绝版——写作用的电脑是西式的。我们内心的节律、生活的节奏，朝九晚五、急急火火，通通都是西式的——“还有多少中国味”？

　　近百年来，中国输出过什么？王教授查询的资料表明，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每年中国译著保持70种上下，而甲午中国战败后17年当中，日本仅有3本中国译著，且为数学类。可见，国家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文化输出——谁愿意接受弱者文化？

　　当代中国文化的输出内容单调乏味，也缺少传播方式与策略。印度文化输出的成绩单都强过中国，印度仅凭民间力量,轻易让西方人疯迷瑜珈魅力，而中国文化进入西方生活的仅一个中餐馆而已。贸易顺差盛况之下是难堪的“文化赤字”。缺乏软实力的“软中国”何时能硬起来？

　　当下，手机、电视、互联网各种通路，将中国人强行卷入一种全球化格式，生活方式每天都在刷新人们的思维。2001年《新周刊》提出过“像什么一样生活”，该命题旨在提示中国人要按自己本来面目生活。可什么又是我们的面目？空空如也。五四之后，中国社会学鼻祖费孝通先生70年前就提出过这个命题——中国文化如何重获自尊与自觉？

　　生活方式这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生活方式对《新周刊》来说有着两重意义：

　　一方面，生活方式是《新周刊》解析社会趋势的视角，也是方法论。或者，《新周刊》社会学的核心是生活方式社会学。无论是点评城市魅力、批判电视、观察世代、分析阶层，《新周刊》皆以生活方式作为切入点，以形成与学界和业界不同的传媒视角或立场。对学界，杂志能将僵硬的学术概念鲜活化、传媒化；对大众，杂志能将生活方式中的细节提升化、概念化。《新周刊》社会学就是这本杂志的生活方式定位，也是差异化竞争策略。

　　另一方面，生活方式也是《新周刊》的专题内容。从“找个地方躲起来”、“住得像个人样”、“我反对”、“有一种毒药叫成功”到“生活方式创意榜”，可以说，每一期专题都多多少少与生活方式相关。只是，杂志小心规避着流行的时尚路线，刻意寻求自己的发言方式。

　　在生活方式中找到自己发言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当代中国的每一个热闹现象中，你都能找到西方原发概念的对应物。西方是个标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被冠以“东方巴黎”，今天长春和广州打出“东方底特律”的车城口号。横店影视基地号称“中国好莱坞”，连“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都自比“中国的普利策奖”。地产广告中的欧陆风情就更甭提了。我们每天电视广告树立的榜样都在匹配西方消费主义的原型。

　　对生活方式必需要有立场，有态度，有创意，有时还需要恶搞，这是《新周刊》做生活方式的专题路数。所谓新锐，无非是不随大流，敢于对流俗“说不”，敢于充当少数派对多数派说“我反对”。因为这本杂志知晓什么是“羊群效应”，如果羊群都向一个方向跑，前方肯定不会有草吃，必将一片荒芜。说到底，传媒多少应担当起社会守望者的角色。

　　“卖什么最赚钱？卖生活方式最赚钱。”这是著名策划人王志纲的“老王定律”之一。可惜，“老王定律”早成泛滥之势，成为商家和传媒忽悠大众的借口。什么东西都套上生活方式的笼套大吹特吹。今天广告人干的营生，就像设计软件里的“魔术棒”，只要一点西方消费主义原型，再一点中国对等物，生活方式的概念就算套上了，就开始忽悠大众了。

　　时尚杂志教会了中国人什么

　　时尚杂志造梦抓住两个对象，一个是小资，另一个是白领。

　　百年来，世界从世俗化的“去魅”到“再入魅”，传媒可谓“功不可没”。以时尚杂志为代表的传媒让受众“再入消费主义之魅”——越来越多可支配的时间、金钱，但均被煽起来的奢望和嗜欲所吞没。传媒正是造就这些超级欲望的原凶。世俗化之后社会又有了新的宗教——商品拜物教。

　　消费者成为十足的符号化消费牺牲品。福塞尔的《格调》对此极尽挖苦之能事。且看大陆的《世界时装之苑》如何评说：“品位是一个过去、现在生活的全部展现，你是谁，你就有怎样的品位，你逃也逃不脱，说也说不清。”法国符号社会学派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支撑了所谓格调或品位——个人的文化资本决定着艺术欣赏的水平与生活方式的品位，从而，能显示人们“尊贵”身份的，非文化消费上体现出来的品位莫属。

　　——因而，小资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情调，一个区隔标准。其对立面是愤青。1993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小资”以“小资产阶级”条目出现：“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那些词典编纂者哪里跟得上时代潮流，哪里知道《挪威的森林》、杜拉斯、卡尔维诺以及史努比漫画，哪里知道一杯2～3美元的大号“卡布其诺”在纽约人看来算不了什么，而到了北京却成为某种品位的象征。很不幸，《新周刊》等刊物亦被学界标定为“小资读物”。

　　——其次，白领也不是一种职业，作为职业标签并无学术依据，它的大热却超越了所有职业标签，具有现实合理性。与白领联用的是“时尚”。同名的《时尚》系列期刊，用10余年功夫，发展成10余本白领刊物的传媒集团，从东单某个仓库小院升迁至CBD写字楼。

　　《时尚》们教会了我们什么？

　　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片教会了新兴中产阶层如何有品位。时尚背后的力量是对西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欲望。一位武汉读者给《时尚》的来信道尽心底：“今年挣大钱，挣了大钱订《时尚》。《时尚》就由消遣品摇身变成为一种奋斗的目标。”时装、手表、化妆品、香水、酒等的广告，不仅在推销商品，更是推销一种身份标签，借此与普罗大众区别开来。福塞尔的《格调》反倒成为中国新兴中产们的参照指标。

　　《时尚》还教会了中国人消费主义。消费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炫耀财富；消费是支付能力的表示，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被嵌入商品包装中的品位、格调和广告所暗示的潜能。

　　影视或杂志，之所以迷恋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因为“散发着法国香水味飘荡着美国爵士乐的车水马龙的大街，它的洋房、汽车、电灯和抽水马桶，能够几近同步地把最摩登的西洋景搬到这儿来。”（《新周刊》“上海人之所以迷恋30年代”，1998年）当上海人向法国人展示其骄傲的作品浦东新区时，法国人断然说Non——“这不是上海！”（《新周刊》“上海不是榜样”，2003年）

　　以小资和白领为进攻目标的时尚类期刊，能将消费中的文化和情调发挥得淋漓尽致，却回避了新兴中产们包括期刊操作者自身工作的艰辛和尴尬的处境，更不去触及他们的内心深处。中产们感慨“讲品位是很累人的”，但过生活“又不能不讲点品位”，确实真实而残酷。

　　亚洲新兴阶层们所津津乐道的高尚生活方式，不过是西方传媒集团贩卖的西式时尚的亚洲版。新兴的中产们为西式时尚提供庞大的人口基础，是新中产和小资情调支撑了西方时尚品牌和奢侈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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