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梅兰芳》开头，邱如白对着梅兰芳说，“你的时代到了”，那年他27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兰芳重新粉墨登台，而他的时代却不再了

　　电影《梅兰芳》开头，邱如白对着梅兰芳说，“你的时代到了。”

　　背景后面，那是一个世事纷乱的年代，黄马褂被嵌入了镜框，大总统走马灯地换。前朝遗老们冲北一报拳，算是向既往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诀别。

　　这时代，留欧归来的邱三爷要破京戏的规矩，办金融的“六爷”财大气粗，成了梨园界的组织者。吃戏剧饭的伶人们多少感觉到了彷徨。革命阻断了伶人入升平署，吃俸禄供养的生活方式，衣食父母成了大众。五四之后，新青年往戏院里涌，戏单子开始往大学校园里发，观众们的审美也在变，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已经没人看了。

　　那个时代差不多是民国十年，梅兰芳27岁。

　　不止是他，众人的时代都到了。

　　新文化运动打开了社会的眼界，全社会的审美心理在潜移默化。戏园子里，方桌已经撤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长椅。没人注意这个微妙的变迁，而事实上，观众已经从听戏变成看戏了。唱得好不好已经是次要的了，扮相美不美才是主要的。

　　抓住那个时代的人，此后都成了大爷。

　　不久，日本人来了。艺人们谁都不愿意“隔江犹唱后庭花”。

　　梅蓄须明志，那是在大是非中不含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兰芳在人们的期待中，重新粉墨登台。

　　当舞台的帷幕缓缓拉开，电影《梅兰芳》戛然而止。就差台下的邱如白再补一句，梅的时代已经行将结束了。

　　又四年，新中国成立，连毛泽东都不无艳羡地说，我的名声没有你的大。

　　一句话，让梅这个艺人又跌入了身份迷失的彷徨之中。

　　梅兰芳的时代

　　梅兰芳的时代也是梅党的时代，也是那个世事纷乱、主义不断的年代。

　　当时围绕梅兰芳这个名角儿周围的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一群留学日本的精英，甚至是同盟会的成员，与早期革命者很熟，也就是民国时期的掌权者。

　　代表人物就是冯耿光，民国时期在中国银行任董事。梅兰芳的收入都存在中国银行，冯是梅的“理财官员”。

　　电影里的邱如白并无其人，事实上只是梅党的一个化身，如果非要对号入座，那么邱更像极了“梅党”里的齐如山。

　　齐如山是后期才加入梅党的，他本是个面粉商人，却因梅兰芳的关系痴爱上了京剧。坚持几年给梅写信讲戏，梅在经过梅党的同意后，才将此人吸纳进组织。

　　他是梅党中最为梅竭尽全力的一个人，毕生心血用于为梅写剧本，改良戏，推介海外演出。

　　虽然这些梅党都不是职业文化人，但却有着不浅的文化修养，而且是新社会的受益者。而其他党中多属于旧文人，在身份姿态上就输了。

　　梅党与梅兰芳的共生是一种因缘，而这恰恰是梅兰芳自己选择的一种和戏剧渐近渐远的生活方式。

　　他与梅党的交往，早已突破了戏剧的界限，梅党将其塑造成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的窗口，以及聚集社会名流的沙龙。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一度向世界敞开。爬长城，逛颐和园，去梅兰芳家，这是当时老外来中国最向往的3大传统项目。印度泰格尔、荷兰国王古斯塔夫、美国电影明星范朋克，都去过梅家。

　　而民国时梅兰芳与很多军阀关系已经很密切，张学良正是看梅的《霸王别姬》时，接到电话说日本人把父亲在皇姑屯炸死了。

　　梅党中不乏汪伪政府中的官员，在与上流社会的交往中，梅兰芳将个人修养和社会经验历练得更加丰富，最后游刃有余到以方寸舞台浓缩了社会舞台。

　　梅党把梅推向更广阔的世界，在信息闭塞的民国社会，有三样东西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同仁堂，孙中山，梅兰芳。民国选大总统，推荐梅兰芳当选的呼声也不低。

　　梅党带给梅兰芳的，仅智慧就已够梅受用一生。

　　据史料记载，梅党对梅一度曾达到艺术、生活、经济等多方面的控制，包括梅的三段婚姻，也是梅党撮合的。

　　但这并不说明梅兰芳是个软弱无主见之人。梅兰芳在上海孤岛时期，一直蓄须明志。他没有离开，一直等待解放。那时很多中国人都看不清楚之后的光明。

　　到了1949年，时代又变了。梅兰芳北上成了新社会的同志，而与他亦师亦友的梅党们，齐如山在新社会里成了敌人，冯庚光则成了团结改造的对象。

　　在新社会第一瓢冷水中清醒

　　1949年5月，梅兰芳北上。这离他1931年南迁上海避祸，已经有18个年头了。

　　当年的老宅无量大人胡同的缀玉轩已是几度易手，有了新的主人。戏曲界，局面日益更新，尚小云已经很少唱戏，荀慧生还在演，程砚秋已后来居上，听他的多是有知识的人。老生行当里马连良去了香港，因为当初犯了错误。

　　北京的梨园生意也大不如前，市面上人心浮动，戏园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兰芳是被陈毅请去北京参加文代会的，对于新政权，梅的认识不多。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和周恩来曾在上海见过一次。当时，周跟梅说，将来你不要跟着国民党走，我们欢迎你。

　　1948年，齐如山和梅也在上海见了一面。自从梅兰芳访美归来，梅和齐渐行渐远了。当时，齐要去台湾，梅不置可否，只是赠了一件皮草。梅兰芳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949年，梅兰芳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梅党”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冯耿光设家宴为梅兰芳送行。

　　此后，梅兰芳的声誉日隆，地位崇高，而冯耿光则因为历史问题成了“团结改造”的对象。

　　他一辈子不懂政治，不搞政治，每次与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都有身边的梅党出谋划策，如今，这些人已自顾不暇了。

　　一路上，梅兰芳唯一的感觉是，新社会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旧社会的艺人们也成同志了。

　　在前门火车站，梅兰芳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解放军进北平，他是戏迷心中的领袖，难怪连毛泽东都说，你的名气比我大。

　　这肯定不是好事，危机随即出现。

　　10月底，梅兰芳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议，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进步日报》记者的专访。报纸的前身是《大公报》，建国后刚刚改名，一辈子中正平和的他当着记者的面，却说出了与大潮流不符的话。

　　他说，京剧改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思想上的改造与技术的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最好慎重些。

　　报道发表后，风波骤起，党内刚刚为全国戏剧改革制定了一个完备的方针，改革派们怎么能受得了这股逆风。

　　他们打算展开批判，敲打敲打这位不谙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终，这一消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传递给梅兰芳，面对这始料未及的强烈风波，梅兰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反省、思考。

　　惹事记者张颂甲和梅的秘书许姬传都分别表示愿把这个责任扛下来，但都被梅兰芳拒绝了。此时梅兰芳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研究院院长，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剧协专门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以变相检讨的方式修正了意见：“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

　　这一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是一个谜。那一年，梅兰芳55岁，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位男旦所能达到的社会地位，都被梅兰芳获得了，他尚沉浸在当家做主人的喜悦中，就被泼了冷水。

　　此后，他明白，以后任何讲话，还得找个党员先看看。

　　梅算是明白最早的人。

　　当戏改运动在日后的十几年依然轰轰烈烈，梅却再也没有说过话了，除了那些必要的“发言”。

　　戏改以后的梅兰芳

　　天津事件后，梅兰芳得以过了一个平静的晚年。似乎当年的妥协，使他获得了以后的豁免权。甚至让他保留了梅剧团。

　　晚年的梅兰芳常露面的两件事是：应形势发言和到各地巡演。每次都读写好的稿子，演戏也只能演“梅八出”，但场面依然轰动。

　　梅兰芳去到许多小地方巡演，每到一处，农民都热情地挥舞头上的白毛巾。当年，他到上海跑场子，给他搭线是资本家。

　　梅兰芳的风光不减，可整个戏剧界却萎靡不振。

　　戏改的核心，是遵循毛泽东延安的讲话精神，这使得解放前约90%的戏都没法演了。因为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二妻就不能演了；主张科学，神鬼戏不能演了；主张劳动人民翻身做主，那些仆役戏也不能演了。

　　同时，大量压缩剧团，只留下有名角儿的那么几家。可市场遭到了破坏，还是无法阻止剧团的进一步凋敝。

　　之后对于戏改的政策反复过好几次，每次争论的核心都与是否演传统戏有关。政策一宽松，传统戏放开了，戏剧界就热闹一阵；政策收紧了，一切又恢复死气沉沉。

　　自解放后，梅兰芳就到处号召京剧界演现代戏，而他自己却到去世都没有演。

　　1959年，梅兰芳入了党，适逢建国十周年，梅必须要排新戏献礼。摆在他面前的有两部戏，一部爱情戏《龙女牧羊》，另一部是改编难度较大的豫剧《穆桂英挂帅》。

　　梅兰芳选了后者，这个角色及其“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豪气似乎就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不服”。

　　《穆桂英挂帅》首演即获得了观众的肯定。这部戏成为梅晚年唯一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徐城北在1959年曾经在北京看过梅兰芳出演此戏，他清楚地记得，先生谢了3回幕，第一次是和梅剧团全体，第二次是和主要演员，第三次是他自己。“梅先生的神情还是那么平静，完全看不出岁月带给他的痕迹。”

　　两年后，梅兰芳在北京去世。

　　“梅一生很胆小，但他非常有主见，不是随便被人掌控的。特别是他在艺术上，很有见地，‘我上台就得漂亮’，这不管他走到哪，只要上了台，就得美。梅就求的这个。

　　戏曲就是高度形式美，远远脱离生活。(艺术)不是作用于生活，而是纯审美的东西，思想性基本没有，带有一点点故事，在知人论事上起点作用，大不了生出一些感悟来，所承载的内容很少。(思想)让位于表演。”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在你的《伶人往事》里，从来没有试着写梅兰芳？

　　章诒和：梅(兰芳)是个有故事、无往事的人。怎么讲呢，由于梅的个性和位置，1949年以后，事实上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他那之后的那些事，都是例行的故事，都是大家知道的，而不具备个人回忆的往事意味了。

　　如今陈凯歌说梅，他不是要抬高梅，而是用梅来拯救他自己，他想打梅这张牌，但梅不需要他打，梅自己就是张立起来的牌。

　　我和陈凯歌是两个方向的，他写虚，我写实，他追求美，我追求真。

　　很多人都问我，写不写梅，我说我要看到档案，我知道这些(事)，只是因为私人关系。但我觉得远远不够。

　　写梅兰芳最主要要对梅先生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情。

　　艺人是非常神秘的一群人，他们和所有的群体都不一样。他们只给你看台上和场合中的一面，私下里的这一面，他是不给你看的。他不仅不给别人看，他也不说。除非像我已经扎到他们圈子里了，而且和他们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父辈的这种关系，那么你可能知道一点点，但远不是他的全部。

　　艺人只能告诉你一点点，再不然，告诉你的就是假的。

　　中国新闻周刊：看梅孟(小冬)之间的感情，总觉得就像梅中正平和的舞台艺术，虚大于实，现实中梅真是这样吗？

　　章诒和：梅一辈子讲究中正平和，在舞台上、在现实中他知道什么是过犹不及。

　　孟当初和梅碰头时，孟18岁，孟着实是好，但还未大红大紫，观众爱看他俩游龙戏凤。两人在王克敏的半百生日宴上认识，这时福芝芳(梅兰芳的二太太)已经是那么多孩子的妈了。

　　婚姻是要撮合的。梅喜欢孟，孟也仰慕梅，但梅对孟，也仅仅是喜欢而已，梅从没主动追求过谁。

　　所以要把梅写成情种，那也错了。渐渐地两人就有了摩擦，孟抽大烟，梅家是不能有这种嗜好的；做了太太，必须要做家眷，孟还是要抛头露面；不能登台，孟背着梅去唱戏。不停地事出来。所以孟对于梅既是新爱又是个负担。

　　事情发展到后来，梅非常清楚，必须要了断，要不全完！

　　分手前，梅在武汉打了一个双台，完了和身边人说，今这台是白打了，这四万两白银是给那边(孟)准备的。也好，这事就这么了了吧。这是梅当时的心情，有些许失落，更有如释重负。

　　梅一生和谁都很和气，只负过孟，但那也是世事中的不得已。

　　一分手，孟就拜了余叔岩(当年京剧老生最高水平)，开始大红大紫，成了冬皇。

　　大家都喜欢福芝芳，她是真为梅好，人又大气，爽快，能干，也能生。艺人是必须要靠血缘来传承的。

　　这一点，梅怎能不懂？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梅兰芳？

　　章诒和：首先不要把梅(兰芳)抬得太高，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就是个艺人，而且绝顶的聪明。

　　同样是艺人，我们把梅和程(砚秋)放在一起看，就能多少看到梅的实了。

　　程和梅不一样，1949年解放时，程觉得高官真捧他，真把他当人看，给了他很高的地位，因为以前唱戏的地位是很低的。他很感动，特积极，让他去哪儿从不含糊。

　　这些梅可没有。

　　但程马上就傻了，戏改后发现最后只能唱7出戏。戏子就是戏子，以戏为生，以戏为命。这个打击是致命的，所以程一生都生活在悲情之中。程那种悲凉，觉得人生非常没意思，不想唱戏，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唱戏。这贯穿他的一生。你要说脱俗，程先生比梅先生脱俗多了。

　　所以30年代他到德国不想回来，他把银子都搬过去，就想在那边居家度日了。但这边一个大角儿养的一群人——养他的和他养的，全急了，首先就是他太太。

　　而梅呢，他在大问题上，非常听话，因为他知道周围都是高人，都比自己强，他要靠他们来抬和帮。这一圈子的人还互相掐架，但梅先生都能摆平。

　　这些梅党就是爱他，爱艺术，所以别再过多地投入到同性恋的狭隘想法中。

　　梅党不是要求和梅做什么、或是捏捏他的脸蛋，那都不对。不是没有玩男旦的，但“梅、程、尚”，全都没有。

　　梅通过梅党，他艺术上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而且他能体现出来，化成自己的。一出戏下来，“走，咱们吃饭去”。席间您就得给畹华讲讲戏唱得怎样，给他挑刺。所以你看梅多聪明，第二天人家就改。

　　梅先生是这么个人，不分党派，不分左右，不分穷富，只要您真有本事，真为我好，我就掏心掏肺。梅党这些人，1949年后基本都倒了，但梅先生依然如故。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梅兰芳与程砚秋对戏改的不同态度？这可以看出他们哪些不同的性格？

　　章诒和：梅对于形势的把握又是聪明至极，1949年后，梅兰芳不同意戏曲改革的那一套，但这件事让他碰了钉子，差点被组织批判。当时，他在家里说，“敢情49年后咱还是不能随便说话”——这他立刻就总结出来了。

　　我们这些人都知道他那份聪明，我父亲就在家里说，“罗隆基还不如一个畹华！”

　　所以虽然1949年后梅被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这些他心里非常清楚，所以之后就没再做什么事了。

　　但一些政治讲话，梅是必须要发言的。那个处境，他是个头靶，是个旗子，他得亮相，所有的稿子都是别人写的。只要他登台亮相，他就是个大青衣！

　　其实梅对戏改是大有看法的，1949年以后，用运动的方式推行文化政策，一种是文改另一种是戏改。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这叫旧艺人，梅清楚极了。

　　而程的悲情就在于看不透，他的戏改建议绝对正确。要知道梅程都唱过好几百出戏，他们不断地唱不断地丢，为什么丢，因为觉得不好。最后留下很多很精致的，各种改良的成就都在保留剧目里。

　　中国这些顶级艺人的智慧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每天都是三教九流，政治的、经济的、文人墨客、得意的、失意的。他把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看得明白着呢。

　　所以1949年后，梅是看透的。这也是解梅这个人的关键，为什么他入了党，却放着每月7千的工资不拿呢，这叫了得。

　　但梅确实比程胆小。程多豪迈，大胸怀，那工夫，太漂亮了。要是你，爱梅还是程？我是爱程。

　　到后来程完全放开了，大碗酒大碗肉，那酒都是白酒。梅心情也不是很好。他俩一走，家班剧社都不复存在了，从此以后就没有角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