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周起，新的限行措施在北京实施。目前，我们似乎只好用这种方法来应对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但是追根溯源，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理想的城市？

　　不妨听听王军的答案。他的《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以及不易看到的、大量作为内参的调研报告，都在改变我们对城市的理解，甚至直接参与了北京变化的进程。

　　◎采访手记

　　我是怎样变懒的

　　在介绍今天的主角之前，请允许我先啰嗦自己一下——我，是怎么变懒的。这很重要。

　　我很懒，不要跟我说去逛街、随便出门走走这样的事情，出门一趟我会仔细算计的。基本上，除了采访和工作，我是个很畏惧出门的人。连要买个针头线脑的生活日用品我也得起半天的意，须得有人开车的时候，一气儿到超市饱饱地买上够用十天半个月的东西。平时要去个什么地方的话，我会直接选择打车，依我以往的经验，这样最省事。总之，没有车，我哪儿都不去。

　　某一天我突然很困惑：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记得打小儿我可爱出门了，没事儿就从东单走到王府井呢。我家住在朝阳门南小街边的胡同里，一抬眼就是高高的绿树衬着蓝天，清静得就想往门外走。可一出小胡同口就是热闹，左边烧饼铺右边面包店，走两步是副食店，对面是杂货铺、文具店、五金店……缺什么出门溜达几步全解决了，一高兴遛弯儿穿过一胡同就是东单了，街坊邻居的都爱在街上逛逛聊聊。再去远处，我就骑自行车，晚上会偶尔偷偷在大马路上撒把儿，挺自在的。

　　后来？先是不敢骑车撒把儿了，汽车多了。然后，我搬到了楼房里，出门买酱油得穿出社区走它个十几分钟。一抬眼看见高楼多起来，马路也宽了，路边可整齐了，不是楼房就是草地，小店没了，逛街得去大商场。商场不近，于是，一周去逛一次过瘾。上学、上班不再在附近，出门得坐公交挤地铁。换车倒罢了，挤车让我在地铁里晕倒过几回。

　　生活变好了，我也高兴地过上了有车的日子，搬到新规划的住宅区去了。路途不近，上班购物全都得进城，公交地铁也不直达家门。可是马路又宽又直，立交桥快速路越来越多。我眼见着自己住的城市越来越现代，住在都市里，不靠汽车怎么出门？

　　然后，我变得越来越懒了。跟朋友会面总是抱怨：“堵车。”

　　您，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变懒了呢？

　　然后有一天，我看见一本名为《采访本上的城市》的书，书的第一章就把我吸引住了——《非常城市》：“当城市为汽车而造”、“老城市的瓦解”、“大马路之痒”、“街道的异化”……原来，“变懒”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人类在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步入误区带来的后果。它甚至让我对于总是不想到马路对面的商场买东西感到释然：是那高高的立交桥和川流不息的车流的确让我畏惧了。

　　这本《采访本上的城市》的作者，就是记者王军。

　　当我坐车经过了半个北京城，沿途穿过高速路、四环、三环、二环，经历了堵车之后，最终在这个城市曾引为骄傲的最宽的马路边见到了王军。那个小茶馆旁边车水马龙，王军的说话声夹在汽车快速刷过路面的声音里，既模糊又清晰。

　　■汽车改变城市

　　满大街都是开着汽车恨不能处处畅通、处处好停车的人，王军却偏“不合时宜”：“我觉得当记者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就是像外星人一样来看地球表面人类的生存状态，我书里的第一部分《非常城市》就是这样，你看人类没汽车之前和有汽车之后是这样的状态。”

　　“有了汽车之后的生活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城市在汽车轮下不断蔓延，人们依赖于汽车在高速路上奔驰，于是城市的步行空间被汽车统治，道路要足够宽，行人要足够少，一切以车速为尺度。当我们置身于外看到人类的城市为汽车而造时，这个城市的种种现代规划竟是这样的荒诞：街上保障车流通行而限制人流穿行，人们失去逛街的乐趣，最有商业价值的地方被宽大的马路或巨大的立交桥分割，路口变少了，街边的商机和就业机会也跟着变少，第三产业怎么也兴盛不起来，市中心变成汽车呼啸而过的大郊区，私家车拥有量加速，堵车以及环境污染、能源紧缺问题日益严重……”

　　在《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的开篇，王军便以这样的方式把读者的视线指引到了欧美城市规划的源头，及其在现代主义思潮引领下规划观念的变迁。在这个背景下来讲述北京这个城市的故事，解读中国几十年来大规模城市改造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化的风潮，不仅能梳理清楚中国城市规划的“游戏规则”，同时更是具有相当积极的建设性。

　　“我觉得中国城市和西方城市的区别，其实是汽车产生之前和产生之后的区别。我在第一章来写这个东西，就是想说汽车对于一个城市的改变。之前的中国城市和西方城市本质上是差不多的，都是高密度的路网，我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看到，纽约曼哈顿的城市平面和老北京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路网密集的‘方格子’。方格子为什么好？因为它产生更多简单就业的机会，它能在单位面积里面供养更多的人口。像北京建国初期有那么多小卖部，那么多逛街的乐趣，每平方公里能供养两万多人，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指标。但现在很多地方连一万人都达不到。”

　　古都北京城市规划的昨与今，是做了十几年记者的王军最熟悉、最擅长的话题。5年前，他花了十年心血写成的《城记》，以翔实的调查采访和深厚的感情，记录了北京近半个世纪的旧城改造之痛和梁思成等知识分子的命运。该书在业界及大众等不同层面引起的轰动令人惊讶，至今被不少人当作检索北京城建历史、追寻逝去文化的佳品，业界更是将之作为城市规划问题的镜鉴之作。

　　今年，王军携《采访本上的城市》再来，从更为平实和宽广的角度看待城市的变迁。他用“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化”、“非常建筑”、“非常拆迁”等“外星人”的视角探讨了城市规划的误区，把如今中国正在兴起的城市规划反思潮流，再次提到了大众层面。

　　于是，因为这两部作品，他被戴上了“学者”、“思想者”、“批评者”的帽子。他摇头：“其实，我就是一个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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