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使我们自1976年以来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严酷与无情，大半个中国能够感觉到大地的晃动，数以万计的同胞在瞬间丧生。与此同时，华夏儿女以及海外侨胞与友人展开了一场施援救灾、共渡时艰的“人民战争”。此间涌现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所折射出的人类真爱、人性至善和人伦亲情，感人肺腑，催人奋进，发人深思。历史终将证明，这次大地震留给中华民族的绝非仅仅是严重的人员伤亡与惨遭蹂躏的古老文明，还将是一座记录着我们民族成长经历和蕴涵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转折意义上的纪念碑。在此，笔者将着重讨论我国自然灾难观的重构及其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和挑战。

　　一

　　这次特大地震与今年年初发生的南方雪灾和不久前发生的胶济铁路事故不同，其中很难找到所谓的人为责任或责任人。虽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在致力于抗震救灾，希望将这场灾难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客观地说，我们人类在大自然的这种自由不羁面前所凸显的更多是一种苦楚和无奈。但也正是这种极端性的境况，使得我们能够真正严肃地思考许多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敞开我们已被物质主义追逐淹没的真实情感和做出一些事后也许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英雄般壮举。一句话，汶川大地震震撼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也在改变着我们。

　　1．它是对我国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信心、能力和制度机制的全面检验与提升

　　无论与我们许多人依然记忆犹新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相比，还是与最近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严重自然灾害相比，我国政府对这次特大地震应对的果敢、坚毅与自信都几乎无可挑剔，堪称世界一流。比如，温总理在仅仅几个小时后就赶到了灾区中心（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堵住许多所谓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和媒体的大嘴）。而之所以有这样一种高水平的政府绩效，在笔者看来，至少应归功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建设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简而言之，我们的家底厚实多了。我们当然还没有发展到所谓“财大气粗”的程度，但至少与30多年前相比，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心中不慌了。应该说，这次抗震救灾的最大困难在于灾区复杂的地质与地理条件，尤其是极其不便的陆路交通，而不是救灾物资的过度短缺。因而，尽管最初几天的医药、食品和帐篷等急需物资的供应有些困难（甚至需要国际援助），但等真正将国内其他地方的资源合理组织与动员起来后，这方面的困难就大大减轻了。当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祖国各地的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恐怕不仅仅是浓郁的同胞亲情，还应包括国家强大带来的欣慰与自豪感。

　　二是我们国家相对集权的制度特色或优势，也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的体制或观念。资源配置与管理的集中化尽管存在着自身管理上的一系列缺陷与不足，但在紧急状况下特别是灾难救助中的效率是毋庸置疑的。从各种紧急救援队和医疗队的组建进入，到各种救灾急需物资的调拨运输，再到后来的伤员异地救治和城镇重建中的对口支援，世界上恐怕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得像中国这样迅速有力。各地之间也许会在日常的经贸条件谈判和跨区域公共责任分担比如环保责任上斤斤计较，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可以说都是顾全大局、慷慨大度，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相对集权的制度架构。

　　三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事实再次证明，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是一支敢于接受挑战、也经得起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再次以无畏的牺牲精神，捍卫了战争年代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积累起来的声誉与尊严。我们能看到个别出身名门却临阵脱逃的异类教师，却从未听说过畏缩不前的解放军战士，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也只是刚刚成年的孩子。国外很多人包括一些相对正直的学者友人常常对我们的子弟兵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或曲解，但我们的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英勇言行却视为理所当然。“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有救了”，一句朴实无华的话语包含的是无比深刻的政治哲理。

　　这绝不是说，我们的政府应对这次重大自然灾难没有任何问题，或者已经做得完美无缺，恰恰相反，我们的政府不仅敢于承认发生的某些局部性问题（比如救灾物资分发），而且致力于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并且希望以完善制度的方式更好地解决问题。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强化了以下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信息公开、坦然面对，从而更好地与世界各国、国内各地沟通、理解和互助；二是有意识地鼓励民间组织、个体志愿者参与救灾行动，并探索相关管理进一步制度化的新思路。可以说，国务院不久前公布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最先在本次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应用，而近年来学术界讨论颇多的非政府组织有序的社会与政治参与也得到了实践性的推进与推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历这场自然灾难之后，我们得到提升的将不只是政府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信心与能力，还包括我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管理水平与民主化进步。

　　2．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正确地认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性，以一种更加谦卑、更加谨慎的态度认知自然、对待自然和变革自然

　　首先，我们需要多一些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应该说，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大自然的欣赏与合理适应，比如那些至今仍然朗朗上口的山水诗和发挥重要水利作用的都江堰。但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扩展所严重冲击着的，正是我们民族长期以来守持着的这种对自然的欣赏与敬畏。无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造，大都是所谓征服自然的杰作，比如撑杆跨越长城、黄河、大峡谷，徒步穿过撒哈拉沙漠、南北极地等等，当然也包括奥运会火炬登上珠峰。这些所谓的人间奇迹对于当事人来说也许是一种挑战极限之举，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然神圣性的解构。这次汶川大地震，就像不久前在缅甸发生的强热带风暴一样，大自然在展示其无情与严酷的一面的同时，也在无言地表白：与大自然生生不息运行的恒久与自在相比，人类的文明甚至存在其实都很脆弱与短暂。

　　其次，我们应该多一些对可持续性发展的深刻感知。笔者此前对汶川几乎一无所知，但感到既遗憾又酸楚的是一张汶川县城地震前的照片——高楼大厦林立，一派繁荣景象和一则史实报道——该地区位于我国地震高发地质带的中心位置，而它仅在1976年就曾发生过两次7.2级的地震（该地区的另一次7级以上大地震发生在1933年）。笔者绝非是说地震这种自然灾难会有多少年一次的轮回，而是说32年一次的频率足以让我们警惕与惊醒。可持续发展和城镇的可持续性，对于学者来说也许只是个模棱两可的术语，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也许只是个修饰政绩的词藻，但对于一个城市和生活于其中的市民来说则是生命本身。如果公众和地方官员都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地方是个地震高发区，还会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吗？更为重要的是，汶川周围地区和我国的其他地震高发区，是否应该重新考虑它们的城市规划与建筑方案呢？诸如此类，等等。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内涵是生态可持续性，而不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筑，而所谓的生态可持续性，就是如何使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自然的规律与节奏相协调一致。

　　3．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实施救援、表达关爱与慈善的过程中积聚与提升“社会资本”的契机

　　在过去的日子里，全国人民都像四川地震灾区的人民一样沉浸在痛苦、悲伤、焦灼与施爱的心绪之中，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分担与帮助减轻那些瞬间受害者的伤痛与感伤。尤其是在为期3天的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平日忙忙碌碌的“正常生活”停滞了，周围缤纷斑斓的世界变成了单一的色调。在笔者的记忆中，我们这个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还从未经历过如此艰难的时刻，而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的积极应对，都让我们看到了大量远远超出灾难救援层面本身的东西。因而，在最为紧迫的直接救助阶段结束以后，我们所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是化悲痛为力量，化“自然灾难”为“社会资本”。

　　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概念从国外引入后，虽然被广泛引用，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其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最为需要与看重的是“经济资本”而不是“社会资本”。而且，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扩展，我们的社会与交往关系也在日益经济化甚至市场要素化。可想而知，这种背景下“社会资本”的积聚与丰富自然也就成了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时常批评的道德滑坡与价值沦落。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自然灾难教育了我们每一个人，拷问着我们已经变得有些麻木的道德良知，荡涤着我们已经被程度不同污染的心灵。就此而言，这场灾难可以说为我们民族提供了聚敛“社会资本”的“天赐良机”（绝没有冒犯那些依然在艰难抗争的广大军民的意思）。

　　“社会资本”首先是一种大写的“爱”。这种爱可以是一种强烈的人伦之爱，比如夫妻之间和父子之间的爱，也可以是一种普遍性的人性之爱，比如对陌生人的关爱，可以是一种施与爱心的行动，也可以是一种对他人与他物的尊重与珍惜之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已经听到了太多的这个意义上的感人故事。我们敬佩那位以自己身体护住数位学生，却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杰出教师，同样为那位单骑近3000公里，回家照顾妻子的年轻人而感动；我们感激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灾民的解放军战士，也感谢那些慷慨解囊的各界知名人士、普通公民和国际友人。所谓“大爱无疆”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藻，而是现实中涌动的一股暖流。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缺失了这种暖流会变得异常可怕，相反则会赢得全世界的敬重。

　　其次，“社会资本”是一种“集体”或“公共”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日益强调对个人权利、利益和要求的认可与尊重，并逐渐引入了作为西方现代文明基础的个人权利与价值概念。这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西方文明中间也有着对集体和公共利益的强调与守护。何况，现代西方文明反思中最深刻的正是对“集体”或“公共”利益的重新崇尚。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应对和经济社会关系的“绿化”正是要矫正经济自由主义盛行产生的历史性偏差。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从未缺乏“国家”观念和“家庭”意识，但往往缺乏一种本地性的“社区”或“共同体”意识，而所谓的“社会资本”首先指的是这一层面上的“集体”或“公共”意识。我们当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尤其当面临像地震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但也需要一种更加紧密的“集体”或“社区”（那是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环境）。

　　最后，“社会资本”还是社会成员的一种责任感和行动。某一群体中个体的关爱之心与“公共”意识最终演变成一种责任感和行动。这种责任感和行动不但体现在集体面临危机时他（她）能够自觉做出的无私奉献，更体现为他（她）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言谈举止。一个教师会忠实而尽职地履行自己的教书育人与守护责任，一个警察则会尽职尽责地完成分管的治安与保护职责，而且这些责任在特殊的情景下都可能变得异常危险，需要鲜血甚至生命的付出。

　　严格地说，“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个可以准确描述这次自然灾难救助中所焕发出来的、而我们国家发展又特别需要的时代精神的词汇，但是，它其中的一个含义应该是贴切而恰当的，即资本的繁殖与再生特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将这场数十年一遇的自然灾难转换成为“社会资本”拓展的契机或转折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将会变得更加强大与成熟，而这也将是对数万名不幸逝者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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