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图书出版界有增无减的买卖书号现象，阻碍了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了出版业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尽管新闻出版总署三令五申，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予以制止，并对买卖书号的出版社给予了严厉处罚，但买卖书号现象仍然没有绝迹。

　　买卖书号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的动因。中国标准书号作为一种图书的编号，本来只是一种正式出版物的标志，本身并没有价值。但在我国对出版业实行审批制的政策背景下，拥有专有出版权的出版单位，才能获得书号的使用和经营权，书号成了国家赋予国有出版单位特许经营权的标志。由于非国有资本不能进入图书出版领域，出版业没有形成社会平均利润率，出版社在政策的保护下，不但得到了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神圣权力，而且还能从图书的经营中获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市场回报。尤其在新闻出版总署对书号实行总量控制的特殊政策环境下，书号的经济价值就更加凸显出来，成了稀缺资源。追逐利润历来是资本的天性，在出版业垄断的高利润率形成的利差的诱惑下，出版行业外的社会资金想方设法地向出版业渗透，以多种手法介入图书出版的经营，从中分食利润大餐。由此可见，买卖书号的实质，就是业外资本对出版业利润的蚕食。

　　买卖书号现象最初是从协作出版中打开缺口的。协作出版起因于学术著作、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图书印数较少，其有限的图书出版成本超过了发行收入，出版社无力承担亏损，因此需要利用协作出版的形式，争取有关单位的财力支持，使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能及时得到出版。这是出版改革的产物，其本意是利用社会力量，扩大资金来源，解决学术著作、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图书出版难的问题。这种办法自1984年试行以来，对缓解学术著作出版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学术著作协作出版的过程中，有关单位在承担学术著作出版成本的同时，还需要向出版社支付一定的出版管理费和编辑加工费。编辑加工费是有关编校人员的劳务费，出版管理费则归出版社所有。有关单位虽然承担了出书的成本（主要是纸张、印刷费、作者的稿酬等），但由于图书出版使用了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因此出版社收取一定的出版管理费，也在情理之中。严格地说，收取出版管理费并不等于买卖书号。

　　此后，在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少出版社将协作出版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图书的出版领域。开始是面向行业的考试类、学习辅导类图书，以后又向教辅领域延伸，出版管理费的标准也逐步提高，从开始的数千元增加到现在的一两万元。有的出版社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在协作出版中借机乱收管理费，给一些不法书商造成了可乘之机。图书市场大量有问题的书，可以说都是以打着“协作出版”或合作出版的牌子进入市场的。

　　买卖书号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些年，因买卖书号受到新闻出版总署处罚的出版社在媒体频频曝光，不少人误认为出版社的书号都是可以买卖的，有的人则把正常的出版管理费与买卖书号的费用混为一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对合作出版的行为进行规范，把合作出版纳入有利于出版业健康发展的轨道，从而使买卖书号的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由此可见，买卖书号反映了经济转型时期，民营资本对出版业的侵蚀和挑战，总起来说，买卖书号现象的出现，既有出版社内部管理不到位的原因，也有业外资本对出版业的觊觎和渗透的原因。

　　危害：损害公共利益阻碍产业发展

　　以合作出版的名义进行的隐性买卖书号的行为时有发生，本质还是以低廉价格转让专有出版权，其危害性也不可小视。

　　买卖书号，概括地说，就是国有出版单位以合作出版的名义，利用其出版专有权，将图书出版的编辑（终审权）和经营权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转让给非出版单位。其实质，就是（国有或民营的）非出版单位以“合作出版”的名义，凭借其在资金、选题策划能力以及销售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取得实际上的对图书出版的投资权和收益权，从中获取出版利润。这样，在”买卖书号”的过程中，出版社得到的仅仅是万余元的出版管理费，而“合作方”得到的则是数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的出版利润。

　　买卖书号一般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出版社放弃应该严格履行的把关职责，没有按规定对书稿进行三审三校，特别是终审；或是虽然进行了三审三校，但没能对图书编辑出版的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控，没能确保进行终审的内容在图书中得到不折不扣的体现。如某出版社在一本图书的合作出版过程中，虽然出版社组织编辑对书稿进行了三审和三校，但由于没有把好终审书稿付印前的监控关，出版社终审后的书稿被书商在付印前进行了修改，出现了严重的导向问题。二是图书出版资金的体外循环，即用于图书出版的资金没有经过出版社的账户，而是在出版社外运行，由合作方直接将钱转给印刷企业；图书的销售回款也没有入出版社的账，而是直接给了书商。书商成了事实上的投资主体和出版利润的获得者，出版社从中得到的，只是微乎其微的管理费。由此可见，买卖书号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仅容易出现导向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同时还腐蚀了编辑队伍，削弱了出版社的经济实力，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

　　这些年，虽然因买卖书号被明令查处的出版社数量不多，但以合作出版的名义进行的隐性买卖书号的行为却时有发生，其危害性也不可小视。说其是隐性的，是因为这种合作出版在形式上没有明显的买卖书号的特征，因此目前不属于管理部门查处的范围。说其是买卖书号，是因为在这种合作出版方式中，出版社得到的仅仅是少得可怜的出版管理费，出版利润主要归合作方所有，其本质还是以低廉价格转让专有出版权，因此姑且称之为隐性买卖书号。

　　隐性买卖书号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教辅出版领域，不少教辅特别是市场上比较畅销的品牌教辅的出版发行，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买卖书号的痕迹。有关调查表明，目前国内图书市场比较畅销的教辅读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民营公司操作，以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发行的。据了解，国内一些民营发行公司，都是通过与出版社的合作出版，为自己策划的教辅产品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以此建立起全国性的销售网络，从中获取丰厚的出版利润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民营公司在开展市场调查、策划教辅选题、培育和拓展销售渠道、承担经营风险等方面的努力及其在教辅策划、发行中的创新思路。但作为拥有国家赋予出版专有权的出版单位，在与民营合作出版的过程中，其作用只限于对书稿的编辑加工，对图书产品的所有仅仅是名义上的，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种现象既说明了某些出版社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同时也表明了新崛起的民营公司的强大竞争力，显示了民营资本的力量。二是由党政机关组织的面向行业发行的图书，如公务员考试用书、律师考试用书等考试辅导类读物，大都以隐性买卖书号的方式进行。这种合作出版方式的特点是，行业主管部门掌握着图书的销售渠道，不愁找不到合作的出版社。出版社在合作出版过程中，实际上起着配角的作用。由于这类图书的内容编写和发行都由行业主管部门一手操办，出版社只是起到一个编辑加工的作用，因此在利润分成中，一些行业主管部门获得了巨额的利润，造成了出版利润的逆向流动。买卖书号，特别是隐性买卖书号行为的存在，并不是光靠出版管理部门的一纸规定就能遏制的，日渐旺盛的市场需求，成了隐性买卖书号的“强大”推动力，掌握了市场销售渠道的民营书商和党政机关，成了出版社书号的最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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