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写这个题目，很重要的原因是，30年前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从此和新闻有了不解之缘。到目前为止，我新闻生涯的一半时间是在《人民日报》度过的，而在《人民日报》的岁月里，我记得有的同学曾经嘲笑过我的电话号码，因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更换过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这通常会被理解为缺乏变化，言下之意就是没有仕途升迁。

　　30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短暂的，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长久的记忆。最近的这3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从经济变化的角度看，它几乎肯定比之前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30年变化快。甚至从横向的角度看，中国这3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快。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够在这30年里作记者或者和新闻行业结缘，是非常幸运的。我的许多大学同学因为各种原因早就改行了，而我还一直工作在这个行业。

　　一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报考大学新闻系时，有长辈善意地劝阻说新闻行业政治风险大。今天看，他们并不了解这个行业，只是对文革中的记者存有某些表面的印象。事实上，我大学毕业后恰恰到了中国最政治化的《人民日报》，我不能说《人民日报》大院内的空气都充斥着政治的味道，但是至少对比其他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的内部气氛是颇为严肃的。毛主席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那个时候，紧张和严肃似乎代表着政治的氛围。我记得，我当时到外地采访时，经常有一种小鸟飞出笼子的感觉。实际上，我也到过很多新闻单位，发现他们那里的气氛比《人民日报》轻松得多。在这个基础上，我很难想象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单位的气氛会是什么样子的。

　　大学时，我在《辽宁日报》实习。那个时候，《辽宁日报》最重视的是头版，而头版头条又是重中之重，这种重视不仅仅体现在大字号，并且还有边框等一系列版面手段。当时有一种传说，辽宁的标题、上海的内容，形容辽宁人敢于作大标题。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但是《辽宁日报》当时的做法和今天许多都市报的炒作还是不一样的，当时是政治需要，而今天是经济追逐。有趣的是，今天正是都市报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过去大报头版头条的终结者，今天很多都市报的头版只有一条，何来头条？

　　在大学新闻系学习时，当时新华社女记者郭玲春写的有关金山追悼会的消息令人耳目一新，是我们这些学子的活教材。但是今天看来，她的那些散文化的消息写作多少有点唯美主义的倾向，形式大于内容。至少到目前为止，新闻报道依然是内容为王。

　　二

　　大学学习的那些年，是我憧憬作一个好的新闻记者的时期，同时，也是我的理想不断被打击的时期，因为经常有毕业生说新闻单位看不上新闻系学习的这些东西，因为在新闻单位都得听领导的，大学里学的这些东西是典型的纸上谈兵，和实际工作完全是两回事。

　　刚到报社当记者时，有一次采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是坐飞机到兰州采访一个在饭店工作的劳模，他在我们这些记者面前拿出了当时一些报纸报道他的剪报，我想这些剪报应该是他自己收集整理的，有点像今天的公关人员，他主动猜测我们这次需要从什么角度采访。那时的典型人物多多少少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这位劳模也不能幸免，当他讲述他的英雄事迹时，我忽然觉得他有时候好像是为媒体而生的，换句话说，他似乎在某些时候是生活在媒体的报道中，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真实状态。在这种改变的过程中，新闻记者又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坦率地说，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可能还停留在文革时期。记得当时采访先进人物时，新闻单位的老同志常常告诫我们要转变世界观，只有在思想上靠近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才能写出好的报道。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怎么解释美国记者斯诺写出了轰动世界的延安报道《红星照耀中国》？我们这些文革以后的早期大学生，在自己的中学时代就为建立世界观而迷茫，现在工作了，又要改造世界观，难怪许多人习惯于用痛苦来形容上世纪80年代的思考方式。不管这种方式是故作深沉，还是表现出一个时代的迷茫，总之，它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好像是推迟了世界观的确立。白岩松说的痛并快乐着，好像是在定义上世纪90年代的思考状态。如果让我区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思考状况，我宁愿使用痛苦和快乐来区别。80年代的思考似乎背负了太多的人类、国家和整体的责任，而90年代的思考方式则在麦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我们甚至还可以把80年代划入政治时代，而把90年代归入经济时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才觉得90年代进入新闻记者队伍的青年人相对轻松一些，前提是他们为晚报和都市报或者电台电视台工作。

　　三

　　事实上，在我刚刚开始进入新闻行业时，新闻记者的职业声誉已经有所下降，我记得在当时的职业排行榜上，记者的地位已经远远落后于科学家，毫无疑问，上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崇拜科学的时代，确切地说，是崇拜自然科学的时代，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家喻户晓。在那个时代，我能够明显看到的是，科技记者是非常走红的。

　　有趣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记者好像在唱主角，虽然文革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让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我仍然很难忘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传达给我带来的震动。在那时，好像存在一种“经济部现象”，许多挑大梁的记者和报道都出自媒体的经济部，这并非《人民日报》的特有情况。虽然《人民日报》可以说是中国最大并且也最权威的政治报纸，虽然我们也是最讲政治的国家，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少有记者愿意别人称呼他们为政治记者，我们习惯于称做时政记者和时政报道，好像政治记者是一个敏感的概念。与此相对应，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很少看到政治家的字样，我们习惯于称之为领导人。同样，在我们的电视中，好像有很多的政治节目，但是又似乎没有专门的政治节目，以至于这种情况令研究电视政治节目的专家感到困惑。

　　我开始作记者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的人们可以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记者，记者给人的印象是相当神秘的。而今天我们可以发现，记者已经平民化了，记者数量扩大了很多倍。但是，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记者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即便是从收入的角度看，中国新闻记者的行业平均收入，应该说是高于西方同行的，这并不是纯粹的同行业收入比较，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比较。另外，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中国老百姓对新闻媒体的依赖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舆论监督，还是作为老百姓反映问题的唯一渠道，中国的媒体肩负着更加重要的责任。

　　四

　　从报道新闻到讲授和研究新闻报道，我在这30年中经历了从记者到教师和学者的人生角色变化，总的讲，我的后两个角色要比前一个角色扮演得出色一些。公平地说，作记者的经历对我后来讲授和研究新闻报道有很大的帮助，比较突出的是，这种经历使我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与我读大学新闻系的时代相比，今天我教的学生很少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他们大多是对娱乐节目更感兴趣。他们进入新闻专业时，大概已经听不到有关这个行业政治风险的提醒了，更多的学生打听的是这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其实今天的大学里面的政治课数量并不比我上大学时少，但是好像很难培养一种政治追求。就如同今天大学新闻专业也不缺少道德伦理课，但是并不等于能够培养出新闻工作者的伦理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