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被命运裹挟前行。对马国力而言,几十年的光阴浓缩成的几行字,是一段快意人生的轨迹。

　　他毫不讳言命运的垂青。在和同辈人一起慨然奔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当口,16岁的他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当兵的机会,这是"文革"中知识青年最好的出路。而更加令人羡慕的是,他被分配到中国民航飞行总队从事航空摄影工作。"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开始接受正规的电视新闻本科教育。在中央电视台这个最好的平台上,他在1984年被体育部派去德国学习。有了眼界、经验和语言基础之后,他在这个领域一步步前行,开创了央视体育频道。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仍然庆幸在BOB拥有一份可以获得新知和快乐的工作。

　　这份履历的主人无疑是为中国体育电视而生。你承认他的幸运,也得承认他作为个体所付出的执著、努力和思考。

　　回忆1992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马国力清楚地记得当时央视奥运转播间的工作面积??25平方米。每当宋世雄在四五平方米的小套间里开始录音或转播,所有人都会变得异常紧张。一旦套间外面的电话铃声响起,就会有人百米冲刺般抱着电话冲出门外,压低嗓子在走廊里颤颤一声"喂"。

　　这番情景想必让在这25平方米里度过炎热赛季的广电部副部长刘习良和中央台台长杨伟光印象深刻。同样让他们印象深刻的还有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气势。见识过场面的两位领导意识到体育也要"做大"。回国后,杨伟光对马国力说:今后的体育报道一定要自己来做。

　　1992年成为一个坐标。

　　在它之前的1990年,亚运会给中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用马国力的话说,这是把标准从中国提升到亚洲的高度。

　　1992年的奥运转播对中国电视最富影响的事不是中国夺得16枚金牌,而是当时只有2套节目的中央电视台将播出时间由早上8点半改为6点25分。这催生了中国电视改革的先锋节目??东方时空,也推动了中央电视台1990年代栏目创新和节目改革之风。

　　1993年,热情的中国人开始企盼2000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那个9月24日的凌晨,马国力虽然事先写好了5个方案,但是当他出现在镜头前时,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在后来的文章里,他用了一段带有诗意的话描述:"应该有一段沉默,来哀悼那骤然死去的希望。"

　　事隔15年,如今马国力倒是给了这个曾经心痛的时刻更恰如其分的评价:"那个时候,我们还真有点弩。"所谓"弩",更多地是软环境的准备不足。"其实奥运是按发达国家的标准在运作执行,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高标准。应该说,1993年我们还并不了解世界,我们还有点坐井观天,我们还以为自己是最好的。但2008年恰逢其时,无论个人、管理人员还是政府,执政能力也许都会因此进一步提高。我们会有中国特色,但希望是优秀的中国特色,而不是通过中国特色掩盖我们的低标准。"

　　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1985年,阿迪达斯公司的老板达斯勒飞赴洛桑,和萨马兰奇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份文件对于日后奥林匹克运动所起到的革命性扭转作用。几乎没有什么庆祝仪式:没有讲话,没有香槟,只有唯一一名摄影师。

　　十年之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与此类似。1995年1月1日中午12点,马国力站在中央电视台3楼播出机房,看着体育频道的片头飞了出去,"那感觉就像是看着我的儿子来到人世"。由于场面有些过于冷清,马国力只好叫来手下的记者拍上一条新闻。

　　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只有回过头来看,才能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意义。

　　当初的体育频道,完全可以选择中国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手法,成立一个挂靠在事业单位下的三产公司,按照个人或集体承包的体制,独立运作,享受灵活的用人和工资机制。虽然历史容不得假设,但体育频道早在2000年广告收入就已达到四五亿,按照这个设想,马国力也许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了。

　　"由承包公司,到做大做强,再到融资上市……这是完全理想状态下的假设。"直到今天,让马国力无比庆幸的,恰恰正是当初没有选择承包经营这条道路。"也许真做了公司,我现在正在蹲大牢呢。"

　　十年,有着太多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舆论动荡到平稳变革,用30年时间经历西方100年进程的马国力太了解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了。

　　1995年的中央台仍是事业编制,频道资源的扩充却需要大量的制作人员。于是,一群除了青春和热情之外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不要户口,不要档案,不要保险,凭着对体育的喜好进入央视做了临时工。按照今天的劳动法,这绝对属于非法用工。

　　如果做公司成功,按照当时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接受度,马国力明白"一旦成功拿到钱,没人去看你创业时有多艰苦,所有人只看到一个事实:你,拿到了钱"。

　　当然,他最明白的是,央视这资源,不是属于个人的。

　　反过来说,他更庆幸,多亏是国家所有的体制,才能在体育频道创办初期投入巨大财力物力。要知道,仅看体育频道前三年的投入,任何一家市场化运营的商业电视台都是不可能承受的。且不说中国体制决不允许电视台的商业化,单是传输费、频道资源,其成本浩荡无价。

　　"对体育频道来说,没有最好的方式,只有更合适的方式。如果是商业运营的发展方式,央视体育频道的规模也许远远不及今天。"

　　推开那堵玻璃墙

　　2001年的7月13日,宣布结果的那一刹那,周围的人都在鼓掌,只有马国力掩面而泣。同事们懂得,这是他的一个梦想。

　　马国力曾经写到这一刻的感受:"我看到了前面的路,但前面有一堵玻璃墙,需要外力推动才能进一步前进。"那堵玻璃墙是什么?马国力斩钉截铁:"体制之困。"

　　两件小事让他印象深刻。2000年,一位员工出了车祸,还有一位得了脑瘤,体育中心工会组织大家募捐住院费。虽然体育频道拥有灵活的用工制度,但马国力知道,2/3的人没有任何保险。从现实来说,他不是不明白体制变化需要时机和理由,但也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束缚。

　　"当你的部门有十分之一临时工,你也许可以忽视;当有一半员工是临时工,你应该学会平等对待;当干活的人80%是临时工,你必须学会要尊重他们。作为主管,要清楚谁在给你干活啊。"而这个时候,奥运的外力来得太及时了。

　　在很多同行的描述里,马国力被定义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强势"。他自己承认,他喜欢做决定,不喜欢说模棱两可的话。在事业开拓时期,强人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颇能卓有成效。但记者出身、喜欢反观自己的马国力看出了不一样。

　　"一个人要是把一个事业的兴衰扛到自己身上,这个人本身无疑会很骄傲很自豪,但实际上他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如果一个事业比你的生命还重要,你一定要让这个事业没有你也行。"

　　这样的思考始自2000年,出路很简单:第一,制定规则。第二,懂得放权。

　　马国力强调,体育电视是一个高度计划的工作。他的规则就是,再重要的比赛、节目,必须提前六周上报做准备。如果责任编辑或负责人忘记了,那就坚决不播出。

　　1989年,马国力有了第一部砖头似的"大哥大",话费最多的时候,每月有3万人民币。马国力笑言,他身边有的朋友,手机15分钟不响心里就发毛。做领导有一种使命感,人们都喜欢被人需要的感觉。但他更明白,如果想要一个事业长久发展,就必须学会说:"这事情儿我不管。"

　　"一个人一定要想得明白一点,自己创造的是公众平台,不要想着个人利害得失。体育频道不姓马。"

　　垄断之辩

　　"先生存,后发展。"这是马国力对央视体育频道发展路径斩钉截铁的评价。同样的,还有他对蜂拥而至的垄断质疑的回应:"我至今不认为他们对我关于垄断的批评是正确的。"

　　央视体育频道和地方电视台的博弈从未停止。

　　1999年甲A联赛,中国足协把转播权卖给中国教育电视台,但只有半年时间,转播权又回到央视手中。有报道说,2002年央视体育频道广告收入是7亿人民币,而位居第二的上海体育频道的电视广告已经达到了1.3亿元。2004年4月,广东电视台和东方卫视签订合约,成为第一家获得中超联赛本地转播权的电视台,这是"中超"的分销。

　　而央视体育频道与赛事机构的矛盾也明显存在。

　　马国力在1999年的我看电视报道权一文里写道:"我们与体育主管部门合作愉快,摩擦只有一个原因,体育要走市场化道路,最大的拦路虎就是中央电视台,他们认为市场化最大的收入就是电视报道权的收入,而最大的买主就是中央台,而中央台出钱与他们的期待又相差太多,真正的矛盾就这一个。"

　　在其位,谋其政。这是马国力的基本出发点。

　　"垄断是由中国国情造成的,有它的合理性,掌握住垄断资源就能迅速发展。当有一天资源开放的时候,我要保证自己站在比较高比较强的地方。"马国力说,"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我知道总有一天这种垄断会被打破,但这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个垄断来发展我自己。如果我不这样做,那是我失职。"

　　马国力尊敬地方台的竞争对手,他也承认,如果自己在地方台的位置上,会竭尽全力想办法打破垄断。毕竟,"只有站在自己的平台上才会选择应该选的"。

　　竞争的核心有两条:一个是资源,直播的版权是硬性指标。第二是人才,以及对资源的运用。通俗点说,一个是进口,一个是出口。

　　而马国力认为,最应该关注的是,央视如何保证在强力发展背景下的内部激励。毕竟,创业容易,守业难。尤其在央视的事业体制内,更讲究服从,而不是竞争。

　　当然,竞争已经成为站在不远处的影子。很多年前,马国力就说,我们头上的天空快被外国电视频道占满了,我们的电视台有可能沦为人家的转播台。

　　随着政策的开放,外国电视网都在投入更大资本,形成更加本土化的本地电视节目,也许这场中国体育电视台之间的竞争才算真的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