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现当代史上，就作为新闻记者、报人的资历和影响而言，堪与著名政治记者、《读卖新闻》老板兼总主笔渡边恒雄（TsuneoWatanabe）相匹敌者鲜，恐怕只有战前《朝日新闻》社长兼主笔绪方竹虎和曾担任过《东洋经济新报》社长的石桥湛三，但后两位均在战后跻身政界，成为政治家。而只有渡边恒雄以普通“番记者”（日本新闻界独有的现象，指长期专门跟随政界某个特定人物、随时采访以获取即时的一手消息的新闻记者）入行，从驻美特派员而政治部长，从编辑局长到执掌社论的编辑委员、总主笔，从而成为报纸发行量冠全球之首（1400万份），旗下拥有电视台、出版社、职业棒球队及众多广告媒体的传媒王国读卖集团的社长，可谓媒体人的“最高境界”。但光环笼罩之下，渡边本人最看重的却是总主笔的名头，被称为“一代政治记者”、“终身主笔”。

　　渡边恒雄是日本尚健在的前辈新闻工作者中，为数极少的经历过战争的人。1945年6月底，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一周后即被征召入伍，属于“学徒出阵”的一代。出发时，渡边偷偷往行囊中塞了三本书，分别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威廉·布莱克诗集》和研究社版《袖珍英语词典》。渡边幼年丧父，人生态度比较虚无，是哲学青年，他觉得“反正要到战场上送命，真能扛得住的只有哲学”，于是囫囵吞枣读了很多康德、尼采，还有日本的西田哲学（日本现代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学派创始人），但后者“没什么用”。跟他差不多同时接到征召令的一名东大法文科的友人，正吃着饭团，听渡边说了句“战场上也是有诗的”，愣了一下，饭团就掉到地上。原来，他把“诗”理解成了“死”（日语中，“诗”与“死”同音）。这对渡边来说似乎是一个隐喻，“原来应征入伍是与死相连的。”不过，幸运的是，日本旋即投降，渡边也免于在海外战场上当炮灰的命运。

　　随后，复学东大；出于对战争和天皇制的痛恨，加入日共，后又被除名。渡边作为政治记者最初的修炼，是跟随自民党政治家大野伴睦（BanbokuOhno，1890-1964，岐阜县山县市出生，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肄业。自民党实力派政治家，历任北海道开发厅长官、众议院议长、自民党副总裁等）的番记者，深蒙后者信任。对渡边而言，大野是父兄般的存在。正因了大野，这位自民党早期资深政治家，田中派之前最富实力的派系大野派领袖的青睐，渡边才得以近距离深度观察日本的政治生态，尤其对执政党内派系斗争的游戏规则和潮流颇有心得。

　　日本新闻界实行记者俱乐部制度，各大媒体派到总理府、政府各大机构（省厅）和相关政治家身边工作的记者有配额限制，但由于媒体发达，规模庞大，在一些大牌政治家身边工作的番记者经常有一群人。政治家出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好恶，不可能对所有的媒体和记者“一碗水端平”，有限的信息资源往往优先、定向流入部分媒体。这在日本是人之常情，记者同行之间也彼此见怪不怪。晚间，大野家的客厅里动辄有十数名番记者，盘坐在榻榻米上，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一边等消息。大野其人性喜风流猥谈，段子一个接一个，包袱连甩不断，兴致好时，动辄侃上一个时辰。记者们很怕这个，再生动的段子，听过十遍，也腻了，于是拍屁股走人。渡边也起身佯装告辞，跟最后一拨记者一起作鸟兽散之后，再独自悄然折返。绕过正门，翻墙而入，径直走到女仆跟前：“请把老头子叫来。”于是，俩人切入正题。

　　喜欢段子的政治家不止大野，有名的还有前首相岸信介。如果说，大野的段子是某种旨在抖包袱的诙谐猥谈的话，岸信介的段子才是真正的浑段子，即兴、直接而生猛。对这种应酬，渡边乐此不疲，接招还招，起承转合，每每扮演捧哏角色。为此，屡遭记者团抗议：“渡边，够了。每次都因为你和岸先生的二人转，害得大家采访交不了差。”

　　作为跟随大野的番记者，渡边婚后选择在离大野宅邸咫尺之遥的地方赁屋而居，白天到大野府上报到，晚上陪酒成了日课。作为政治记者，渡边影响力日增，不仅深度介入派阀政治，有些派内重大决策，干脆由渡边代为向记者团其他媒体同行们发表，事实上扮演了派阀大佬军师的角色。前首相池田勇人的秘书伊藤昌哉在其著作《渡边恒雄：媒体与权力》中说：“大野是如何决策政治行动的呢？只需对其意志决定路径加以梳理便会发现，在最后的环节都会触到渡边。渡边不仅作为大野的耳、目收集信息，而且发挥了作为脑，即指挥塔的作用。”这在后来成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的入阁问题上，表现尤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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