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在烟台采访时被打。联想到去年记者节几名记者在湖南凤凰县采访被打，今年年初辽宁西丰县派警察来北京拘传记者，再联想到前不久有记者在深圳采访被警察滥用刑具，面对这样的消息，我觉得表示愤怒已太廉价了。

　　《新京报》记者此番被打，他在此之前只和当地公安、宣传部门以及一名采访对象取得过联系。如果媒体同行对此要吸取什么教训的话，只能是如何使自己的行踪更加保密，如何在采访中尽量不暴露身份。但为了采访的全面客观，记者必须和事件各个利益相关者接触，总有暴露身份的时候，如果一个地方某些人利用公权力，想挖地三尺把记者找出来，那太容易了。

　　记者采访被打，初看起来是这个职业的悲哀和屈辱，再深思一番，我以为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哀和耻辱。这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而是公众知情权被公然践踏。在采访过程中，那些威胁、殴打记者的人，担心的不是自己合法权益被伤害，而是担心真相被披露。面对暴力的威胁，记者和媒体的对策必然是“转入地下”，而这对我们公开倡导的舆论监督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什么样的人才害怕真相？什么样的人会用各种手段直至暴力来隐瞒真相？答案不言自明。

　　在中国皇权时代，没有现代的媒体监督，只有朝廷派出御史巡察，这是行政权力体系内部的纠察机制，其权威建立在皇帝的授权，因此看上去很强大但实际作用不大，当然地方官员对御史不得不客气。媒体监督，作为制约公权力滥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益一种有效的手段，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必需，几乎和空气、水分一样。媒体正常采访报道的权利不是从天而来的，它和立法、行政、司法一样，是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舆论监督权也不可能独活于世，没有正常的立法、行政、司法做支撑，舆论监督之权一定很脆弱，经不起风雨。

　　舆论监督的屡屡受阻，原因很多，但地方行政和司法部门给其提供的支持不够，也是个重要原因。如果记者既没有“准御史”地位，而又有人不受现代的文明规则的制约肆意而为，风险可想而知。我不清楚这次记者被打，记者联系过的当地有关人员扮演何种角色，但记者正常采访被打，当地有关行政部门难辞其咎。一些记者出去采访，涉及舆论监督往往会听到当地有关部门“不能保证阁下的安全”之类的劝诫。一个公权力部门对一个记者不能保证人身安全本身就是耻辱，何况还以此来给记者压力。

　　敦促烟台当地有关部门查清是谁打了记者，也要查清是谁给打记者的人通风报信。从长远看，如何才能让那些威胁、伤害记者的人———包括台前台后的所有人，其作恶的风险增加呢？是公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是司法对舆论监督的大力支持，只有这样，记者正常的采访活动才能得到保护。（十年砍柴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