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昆明市正式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担任新闻舆论监督员。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
从以往的“防火防盗防记者”到一些地方政府口头上表示欢迎监督,从广州市长张广宁“欢迎媒体挑剔”到昆明市以制度化形式确立新闻媒体的“保健医生”地位,说明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于媒体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蜕变。
在信息公开、民意疏导的过程中,媒体是一道无法替代的桥梁。在“华南虎事件”中,网络的意见表达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成为决定事件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汶川地震中,真相再次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开放及时的信息畅通,对于政府决策、凝聚人心、稳定社会、消除谣言等等,功不可没;媒介迅速介入,全方位地展现地震的惨烈、救助的快速、危机的进展,立体化的真实图景呼唤出了国人的道义精神和爱国情怀。
媒介的舆论监督之所以有效,在于其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使得各种信息和观点能够在这个公共领域自由碰撞、争鸣,最终能够形成对某一事件全面、真实地再现。新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当媒介能够担当政府和民众顺畅沟通的有力角色时,便会成为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79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姓“社”姓“资”的持久辩论,均在媒体上充分展现,不仅使得民意及时得到反馈,也使得民众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理解、支持党和政府有关政策和决议。
对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各地政府官员其实是了然于胸的,但是由于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羁绊,政府官员们往往会将媒体的作用抛诸脑后,生怕媒体影响了地方形象和自己的政绩。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官员们往往会采取“鸵鸟”政策,明知当地需要“保健医生”,却还是会以堵压逃甚至恐吓的方式对待媒体。没有制度化的保证,媒体作为社会“保健医生”和“瞭望者”的作用就往往难以实现,只会沦为权力的喉舌。
能否宽容包括网络在内的各大媒体的挑剔,颇能体现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不仅是防止“言塞湖”的需要,也是人民民主的表现;不仅需要政府官员的宽容,也需要制度化的保证。可喜的是,昆明市委市政府不只是在口头上欢迎媒体监督,而是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了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这无疑是个勇敢的尝试——当舆论监督逐步制度化、媒体与官员权力逐渐分离之后,新闻媒体“保健医生”应该会开出更多更好的“苦口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