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应是学术神圣之地的刊物，却因“收费”二字身价大跌，抛开那些纯粹为了敛财而产生的改装期刊、非法期刊不说，一些并不情愿收费却也“无奈而为之”的期刊社或许有话要说。

　　自筹资金使编辑队伍能力下降

　　“每次被问起‘发论文收费吗’这个问题，我就很头疼！”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内蒙古某大学学报编辑在被《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问到这个令他“头疼”的问题后，表示“真想好好说说了”。

　　这位编辑在大学学报工作已经十来年了，所在刊物也是国家核心期刊，“我们学校规定学报人员的基本工资学校统一发放，而职务津贴、编校费等都要自个儿想办法挣，因而版面费就成了编辑部‘笑着流泪’的选择了。”

　　他告诉记者，前些年觉得编辑部日子不富裕，但也还稳定，这几年，纸张、印刷成本都一再提升，发行、广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而学校的拨款却没长过一分，编辑部的日子越发“艰难”了。

　　他很无奈地告诉记者，“尽管一直以一个文化人的良知不断提醒自己，但因为无法回避的经济压力，编稿子已经越来越没有感觉了。”

　　在学术期刊的编辑大军中，“没感觉的”远不只这一人。几个月前，某大学硕士刘牧在博士入学前想要发表一篇论文，投稿后他接到了编辑部的回执，然而1200元的发表费令这个“穷学生”很是为难，于是他“恶搞”了一下编辑部，冒充一名教授重新投稿，没想到，署名“刘牧教授”的文章很快发表。暂且不论刘牧此次“恶搞”的不合适之处，这至少是把秉承传播学术成果重任的学术期刊“黑色幽默”了一把。清华大学王宁教授表示，“目前国内某些知名杂志虽然也有专家组成的编委，但对于大多数学术期刊来说，都是编辑说了算，许多编辑并不具备专业领域的学术眼光和能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王晓红也担忧，“由于收费的原因，一些刊物“洛阳纸贵”，凭借垄断优势可以活得很好，而编辑队伍学习能力正在下降。”

　　那位内蒙古的编辑在采访结束前为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大学每年能多拨给学报15万~20万元的办刊经费，那编辑部就决不干那份‘收费’的工作，我也落个“学术清净”，起码对论文的刊登与否有了绝对的发言权。”

　　“不挣钱就死”不适合学术期刊

　　王晓红告诉记者，目前，学术期刊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的，二类是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的，三类是完全自收自支的。“总体上看，多数经费严重不足，期刊老总们‘找钱’的任务都十分繁重，往往饥不择食。”

　　陕西科技期刊学会常务副理事长赵大良在学术期刊已工作很多年了，从某个意义上讲，他是学术期刊近些年发展的“见证人”。

　　他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学术期刊目前存在的一些困难是一定时期的产物，他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学术期刊出版的运作机制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在学术期刊出版经费的负担上越来越不情愿，有的甚至将学术期刊的出版当做赢利的途径，迫使学术期刊转向市场化经营，主办单位已经开始从学术期刊出版经费提供者的角色淡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陕西省共有科技期刊164家，即使是经营情况最好的，一年的广告额也就是五六百万元。但是这些杂志社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开支，一方面要向主管主办方上交一定的利润，也就是所谓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那么，需要上交利润是普遍现象吗？赵大良告诉记者，“只要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期刊社，都要上交这部分钱；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但有经营权的，一般也要一年上交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利润。”

　　对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概念，赵大良表示，“有其合理性，但期刊社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更多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反哺社会的能力。”他说，“对于学术期刊，‘不挣钱就死’的理论并不合适。因为要看这些学术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等无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