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之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了媒体采访。他明确表示，中国暂时不会对影视作品实行分级管理，声称如果实行分级管理，等于承认淫秽色情可以大量出版，在市场没有完全规范以前暂不实行（新快报3月4日）。

　　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对谈语里我们不难读到：影视分级=承认淫秽色情这样的逻辑。其实这样的逻辑是作为广大中国人和新闻出版署的看待影视分级的主要逻辑，有时候可能是唯一逻辑。很多人能够理解柳部长这样话语里的潜台词，影视分级是用来管制淫秽色情的，换句话说，应该是“扫黄”。

　　其实看到这样的逻辑，作为一个正在渐次开放的社会里的公民都会感到悲哀。与其说是这样的管制是一种出于文化安全的考虑，倒不如说是一种与开放社会的负隅顽抗。向来中国人是以委婉含蓄再加一些矜持著称的，而如今改革放开三十年，一些委婉含蓄过头的东西被国人弃掉之后，新的一些事物成为大众化的审美和价值。比如，性解放和妇女解放这样的运动。

　　《色戒》遭遇了中国式的“焦虑”，没有了“色”，只剩下“戒”，应该说观众们看到的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特色”的电影，而不是一部完整的电影。在这样没有影视分级的制度下，伤害的不仅仅是一部影片，一群观众，更是对文化事业发展的千般阻挠。

　　现在，影视分级制在中国处于“焦虑期”。这种焦虑是体制的焦虑，也是文化的焦虑。

　　影视分级制度的中国焦虑在于，我们一谈“影视分级”就会立刻与“色情淫秽”挂上钩，紧接着就是将二者等同。由于传统文化基因对我们的制约，我们现在仍然还无法正面面对成人世界和未成年人世界之间的分界，而一味地用成人的眼光未成年人的维度去抵制我们传统中不曾有过的新事物。这样的落后，是一种历史的落后，也是我们现实的落后。

　　影视分级作为一种对影片、文化和青少年的保护，在美国等些国家已经得到了验证，勿需我们像日落般的清王朝一样诚惶诚恐地恐惧先进的东西会吞噬我们。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分级不是在分色情淫秽的级别。消除这种焦虑，或许在技术上，我们有待于把影视分级制度“中国特色”一下，而完全没有必要把它“中国特色化”地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