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防战士到军事记者

　　6月21日，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贾永做客中华新闻传媒网，讲述一名新华社军事记者的成长经历，讲述关于军人、军事和军事新闻的诸多话题。图为贾永回答主持人提问。中华新闻传媒网姚勇摄

　　[主持人] 您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原始采访”，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它的含义呢？

　　[贾永] 原始采访就是到新闻的源头去追寻新闻，现在有的人讲体验式新闻，但有时候你不是新闻的主体，但是我们要求记者在第一时间或者第二时间第一现场追寻新闻。比如我们要求到边防去你就必须到边防去，要求到现场你就必须到现场去，这也是我们最普通的采访方式，当然有时候比较难。

　　比如这几年抗洪救灾、扑火报道、边防扫雷，我们要求是力争到第一线，我们历来都是这么要求的，在抗美援朝汉城撤退的时候，最后一个撤退的是我们的新华社军分社老社长阎吾同志，他是著名的新华社记者。98抗洪最后撤离的五个人中有三个新华社军事记者，两个武警官兵，其中有我。那时候，说真话最初还有点害怕，就像在前线打仗一样，第一仗有点紧张，久了也无所谓了。

　　世界上有两个职业最危险，一个是军人，一个是记者，如果说战争年代是军人的话，和平时期就是记者，我们既是军人又是记者，两种身份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是最危险的。当然，现在网络时代信息的获得更方便了。我们很多记者就习惯打个电话，上个网就行了。但是你永远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材料，你永远掌握不了最真实的新闻素材。更重要的是有的同志可能到现场了，他没有原创式的发现，现在很多人提倡所谓的用身体写作，骑着自行车到哪里去，说实话我们不提倡，问题是既要有最原始的采访，还要有最原始的发现。

　　我很欣赏南振中总编辑说的一句话“要有发现力”，不是说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除了发现力还要有联想力。

　　比如1991年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当时到的记者很多，这不是一个新闻事件，是一个重大活动，当时我就从青藏公路坐汽车到了西藏。

　　我一边走一边看地图，我就发现通到西藏的两条路像一个“人”字在拉萨会合了，我就觉得因为很多人为了建设这两条路牺牲了，是他们的牺牲形成了西藏文明发展的坚强的血脉。所以我又顺着川藏路回来了，后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人字，一撇川藏公路，一捺青藏公路随着两条公路的诞生，遥远的边疆不再遥远。当时正是西方很多国家攻击我们的人权的时候，我们是靠共产党、解放军的牺牲用生命凝固成两条路，从此带来了藏族人民的新生，带来了今日的发展和繁荣，这不是最大的人权吗？这篇文章是对西方所谓“中国人权”问题有力的回击。

　　这条路已经躺在那里40多年了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发现呢？我想这和我提倡的“原始采访”也和南振中总编辑所提倡的发现力,我所说的联想力有关系。

　　新华社有这个传统，和平时期我们的副总编刘江同志也在索马里被打伤一条腿，原始采访的代价要比普通的采访代价高很多很多倍，甚至会丢掉性命。但是我想既然选择了新闻事业，既然你又是一个军人，这也是应该的，这是你的职责之一，也是职责所系，使命所系。我在中国最边缘的地区都跑过。

　　比如西藏、新疆的艰苦地区，长征路我走了两次，1996年当时新华社也是根据报道形势的需要进行纪念长征60周年的活动，我带着我们两个记者重走长征路，不走不知道，走了以后才知道我们当年的红军是多么伟大，西部那个路几乎每天都是泥石流，到西藏几乎每天都是雪崩，那个村庄你今天看到了，第二天可能就被泥石流吞食掉了，这样的经历很多。

　　但是这也不是最苦的，老一代有，现在也有，我们的年轻记者也是这样做的。去年长征70周年，我们的记者又到长征路上，又到当年红色的革命根据地采访，也是同样吃了这样的苦，当然现在西部比过去发达多了，但是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跑路没有那么艰苦了，但是这种作风是依然需要的。

　　我们从2004年开始，在全国找到了160多个老红军，我们掌握了他们最原始的材料，我们抗战胜利60周年从国内外又找到了400多个历史见证人，所以我们出了两本书，第一个叫《我的长征》，这是2004年的畅销书，一个新加坡公司把我们书的部分版权买去，根据我们采访的情况拍了一个片子叫《解放了的三寸金莲》获得了国际大奖。到了2005年《我的见证》又是畅销书，用无数个人的历史见证来见证日本侵略者带给我们的灾难，来见证我们抗日军民的勇敢、无畏和顽强。这本书又是畅销书，今年我们也是在做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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