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混迹人群中——文化名人梁文道(图)

　　梁文道突然打电话来，说他可能会迟到一会。果真迟到了，一身唐装背着个大包、风尘仆仆得好像刚从外地回来。

　　这一天的行程是如此安排的：一大早赶往凤凰卫视，以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的身份出现，每天要制作一档深夜播出的节目《有网天天上》，有点类似《有报天天读》，不过是把信息来源由报纸杂志换成了网络。

　　中午，当天下午香港知识界有一个座谈会，谈论香港的城市文化，梁文道聆听，发言，之后再匆匆赶回到位于九龙土瓜湾的“革命根据地”——牛棚书院，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种强度的脑力及体力劳动，对于梁文道来说，却其实很平常。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他说：“我觉得我会死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要想清楚地向大陆读者介绍梁文道其人其事，并非易事。一般人知道他，多是通过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他、主持人窦文涛，以及大学教授许子东，每天坐在一起调侃，闲聊，“KILL”掉半小时光阴，轻松愉快，博人一乐，却也仅止于此，给人的印象，也就是“挺能侃的”。

　　这是他暴露在大陆观众面前的一面。而在香港，他有多重身份，是一个集评论家、组织者、社会行动者三位于一体的多元角色，他跨越的界别之广，参与的领域之多，几乎可以和1930、1940年代北京、上海那些活跃的前辈文化人相媲美。

　　他是传媒人，除了主持电视节目，还曾做过香港电台台长（香港著名的电台时事评论节目《茶杯里的风波》，就由该台制作），也主持电台节目，有香港“名嘴”之称；

　　他是专栏作家，在几家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报纸上开设专栏；

　　他是活跃的读书人，书评杂志《读好书》的主编，经常在各种媒体上介绍新书新知；

　　他是艺评人、影评人，经常撰写艺术、电影评论，出任多个电影评选活动的评委；

　　他是香港一些戏剧、影像、前卫艺术、展览等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以及理论支持者。香港文化团体“进念——四十面体”主办的艺术杂志《E+E》，其编辑部就设在梁文道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还是香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一些进步社会活动背后，往往有他的影子。

　　这位似乎不知疲倦的青年文化人，还只有34岁。

　　梁文道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和道义担当，他有幽默感，能讲轻松的小段子，但当谈到大陆的某些不良现状时，这个惯常以轻松和不动声色的调侃示人的香港青年，忽然中断了自己的流利表达，闭着嘴唇，目光投向他处，严肃着，沉默不语，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现。

　　知识分子的传统

　　记者：一般理解香港人，会觉得他们不关心现实，不关心政治，埋头赚钱，享受生活，而你为什么会选择过现在的生活？

　　梁文道：我不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我很幸运，没有遇到过很大的考验。我觉得我今天能说这些话是个很大的奢侈，如果成长在别的环境里，我未必可以坐在这儿说这样的话。但正因为你知道幸运，你就要分析自己为什么那么幸运，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负罪感。

　　比如说，你在香港居然能够念上大学，你要想想社会资源多么稀少，有多少跟你同样大年纪的人没有机会念大学，对于那些人你是欠了他们的。我还没受到什么“考验”，因为在香港根本不需要受到那种考验。你能够自己舒舒服服坐在这，你难道不愧疚吗？对我来讲，这是有种原罪在里面。

　　记者：你这种道德感是怎么形成的？你对“士”的价值观很认同，过去你也是这样的吗？

　　梁文道：你能做的，是在你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最后会不会成功，这个局势对你好不好，这都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孔子困于陈国，仍然很快乐，弹琴唱歌。

　　对“士”的认同，我越大才越认识到这个。大学对我的影响很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在香港是新儒学的阵地，就是唐君毅（新儒学代表人物）他们，我大学的时候看不起这些人的，觉得老先生，老古板，没什么趣味。那时候觉得看一些新潮的东西，法国的东西，那才像话。

　　回想起来，新儒家很多东西我不能赞成，但它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什么叫“儒家”？什么叫“君子”？对我来讲，儒家是中国几个传统哲学中最强悍的一种思想传统，另一面它有根深蒂固的抗议传统，异见分子传统。

　　像《论语》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易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不是说“你学到什么东西常常温习”之类的，那样就太无聊了。“学”就是一种君子之学，学了之后还要能够实践出来，要能够介入社会、引导社会、改变社会。学而能够在一个时代之中展现出来，发挥出来。如果一个君子，他能够做到这样，真是太快乐的一件事。

　　新儒家解释出来的这样一套儒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代表。他们喜欢讲黄宗羲，这都是中国民间的异见知识分子的传统。这样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我而言是很可贵的。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