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香港文化界著名人士。现为《明报》等众多媒体专栏作者，大学客座讲师，公益活动者，凤凰卫视中文台《铿锵三人行》嘉宾主持。因涉猎领域颇广，被香港媒体称为“文化百足”。

　　他喜欢混迹人群中，不显山露水的。在香港，他不开车，喜欢坐地铁，坐公交，喜欢在街道上走路；即使在电视上，他也是不张扬，没有侵略性的；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边缘的状态，只有边缘才能让他更加清醒；他做人很朴素，物质的欲望逐渐减少，感情几近空白，但是，惟有思想闪光。

　　很该死的，我迟到了。当我手忙脚乱地打开电脑和录音笔时，梁文道就像电视里那样镇定地坐着，温和地看着我。不是客套地，他说，“没关系，慢慢来。”可我没法慢下来，脑中一片空白地解释迟到的原因。他宽厚地笑着说，“这几天的交通就是很差，我也常常被堵在路上。”这话让我片刻间恢复了平静，这才抬头仔细看他。与电视上几乎没有两样，穿一套黑色中式的服装，含蓄，书卷气。头发短到近乎光头，戴一幅黑边框眼镜，神态自然，目光柔和。与他自如地聊过两句开场白后，他周到地问：“录的到吧？”我发自内心地轻松微笑：“录得到。”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对他产生紧张和陌生感，我的对面就像坐着一个可以促膝长谈的朋友。

　　讲话是一种责任

　　采访的过程中，他的电话响了，他对我说了声“抱歉”，然后就把电话关掉了。我有些过意不去，可是在他眼里看来，这也是一种责任感。

　　香港人称他为“文化百足”，他着实对得起这个称号，除了定期做客“锵锵三人行”，他还要写专栏，去大学讲课，组织文化活动，做公益活动……就连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都会问他，“今天开两会，梁先生你有什么看法啊？”他就像做节目似的跟人家讲起来，打车时间有多长，他就讲多长。

　　梁文道确实会讲话，他声音柔和，态度轻松，常常冷不丁冒出个段子来，令人捧腹。就好像现在，即使现在没有面对摄像机，他也讲得绘声绘色。比如聊起他的身份。我问他，“你一般怎么介绍你自己？如果人家问‘梁文道是谁？干什么的？’你会怎么回答？”他“接招”接得很愉快，“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一般我就是叹一口气，然后说，我算是做传媒的吧，说完之后再补充，我也教书，也做一些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如果有人再有兴趣问我，我就跟他解释‘传媒’是怎么一回事。”我乐了，“那你为什么叹气呢？是那样的回答并非你愿意对吗？”他听了大笑，“其实我很想说自己是读书人，但是会把人吓一跳，就像人家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过日子的，不把人吓坏了？”

　　别被梁文道的外表骗了，他长了一幅貌似学究的样子，其实只要一开口讲话，幽默感便偷偷溜了出来。怪不得大家爱看他做客“锵锵三人行”，只要他到场，那期节目保证又靠谱，又有趣。记得十年前，梁文道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去“锵锵三人行”聊一期日本漫画的话题。他去了，坐下来侃起来便滔滔不绝，光头的样子又像足了“一休”，从此观众便不让他下去了。

　　采访的前一天，梁文道刚刚连录了三期“锵锵三人行”。我一直以为这个节目是直播，到了中午吃饭的点儿，大家三个人凑过来，煞有介事地聊起来。没想到竟是连续录，那么压力是不是也很大？想不到梁文道一脸的轻松，说做客“锵锵三人行”是他所有工作中最轻松的，无论什么话题，拿来就侃。我问他，“你从来就不事先做功课吗？”“做功课？那是窦文涛的事情，我不用，我坐下来侃就行了。”

　　虽然用了“侃”这个字，但只要是开口说话，梁文道都不自觉地担着一份责任感，而这份责任感的源头来自于“自省”。“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得到了很多优惠的人。比如上大学，香港的大学生每年交学费1万多港币，但每个学生每年耗用了政府资源大概20万左右，这些钱哪来的，是纳税人的钱；还有，从小到大很多朋友他们能力很高，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上大学，因为有些人家里穷，别人在念书的时候，他要帮家里打杂，卖菜，那么我等于是占了人家的位置才念大学的，难道对他们没有一份责任吗？还有现在，我有时候做一个节目只要7、8分钟就完成了，我就常常在想，我凭什么就赚了这个钱？我用名气赚的东西始终是不该我赚的，于是我很多时候都很歉疚。”

　　于是，他在生活中的各个通道里尽可能多地满足他人的要求，比如他对那个的士司机讲话，即使很累，他也会认真地讲给他听；他还利用自己的优势帮助那些没有机会在媒体发声的人讲话，尽可能把他们的声音给传达出来。他真正的态度是率性而为，用率性的态度来完成他的社会责任感。

　　有时候，文化可以令人洒脱与超然，我认识梁文道才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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