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新闻学教授

　　1995年春天，我从北京飞抵华盛顿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十几年前研究生院的老师泰德·葛普打电话。

　　46岁的泰德·葛普是个美国记者,10多年前当他在《华盛顿邮报》当记者刚开始走红的时候,突然鬼使神差,自己申请了富布赖特学者项目,从《华盛顿邮报》请了一年的长假,携夫人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英语新闻写作,并且请人给自己起了个文绉绉的中国名字“葛闻达”。但是,他的中国学生们还是习惯直呼其英文名“泰德”。

　　泰德像很多美国犹太人一样，非常勤奋和热情，他当年在《人民日报》9号楼给社科院新闻系上课时，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的新闻ABC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从新闻的导语和新闻的“五个W”讲起。从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起，他就鼓励同学们把自己的作业投给英文的《中国日报》发表，当一名自由撰稿人。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稿费很低，平均一条专稿《中国日报》才付20元钱。但是作为平均一个月只有50元补贴的穷学生，班上同学投稿的积极性非常大。我在两年多中从《中国日报》竟然挣了4000多元的稿费。我的同屋严文斌（现任新华社对外部主任）至今还开玩笑说，“难怪李希光敢在上学期间生孩子，有《中国日报》的稿费养着。”

　　1986年9月正逢毛泽东逝世10周年，泰德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作业，题目是《毛去世的那天》，要求同学真实地记录10年前毛主席去世那天，你正在干什么，听到毛去世的消息后，你当时的感情是什么？字数限制在500字。没想到，一个月后《华盛顿邮报》的星期天副刊竟然刊登出了部分同学的作业。泰德用这笔稿费购买了一批书送给大家。

　　据说,泰德离开社科院回《华盛顿邮报》后,曾以其在中国一年的教书和学习汉语的生活经验,竞争该报驻京记者,但因该报复杂的人事关系,特别是在他来中国的要求中掺杂了很多他个人对中国的感情,他败在一个对中国不甚友好的记者手下。一气之下,他辞了《华盛顿邮报》的职位,到《时代》周刊当记者。

　　自泰德离开北京后,我们虽然再没有见面,但我前几年曾在《时代》周刊上看到过他采写的好几篇封面文章,如他在非洲热带丛林中采写的《面临绝灭的非洲象》和在北极采写的《北极熊跟踪记》。我一看见他署名的文章就会很兴奋，认真地去拜读。但是，近年来,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的大作。

　　泰德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请我下个星期到他家里吃晚饭。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辞去了《时代》周刊的工作,现在是个自由撰稿人。

　　“我现在日子过得很艰难,你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干自由撰稿这个行当。”泰德脱口说。

　　他住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座二层小楼,房子是他几年前在《时代》周刊当记者时买的,但是房款还没还清,按照泰德当时的收入,至少还得还20年。

　　泰德看上去像变了一个人,80年代中期那衬托着朝气的短发变成了一脑袋没加梳整的披肩长发,说话缺乏热情,完全失去了给我们讲课时的那种自信和神气。

　　泰德的妻子帕吉在一家公司里有一份会计工作,但工资不高。帕吉早上上班后,泰德白天就整天坐在家里写稿、打电话采访和带孩子。泰德两口子没有生育，但从韩国领养了两个小男孩，孩子非常淘气，他俩看到客人来了，挥舞着剑在屋里来回奔跑。爸爸妈妈企图让他们安静一点，但是不起作用。

　　泰德在楼上有一间工作间,墙上贴的是五幅精心装裱的《时代》周刊的封面,那是他几年前的杰作。“我后来在《时代》周刊呆得很不愉快,”他说。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离开这家杂志,也是因为他们拒绝派他到中国当记者。

　　工作间里有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和一台电话，宽大的写字台和地板上堆满了稿纸、信函和资料。“《华盛顿邮报》星期刊和《国家地理》经常约我采写一些长篇专稿。”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崭新的《国家地理》送给我,说,“今年是广岛原子弹爆炸50周年,《国家地理》派我去日本采写《50年后访广岛》,稿费可观。但没有固定的工资,完全靠报刊约稿和投稿维持生计,搞得我生活和工作太紧张了。一有好的写稿主意,马上就要找报刊谈,如果报刊同意采用,就得按他们要求的截稿日期不顾一切地赶稿子,累得要死。”

　　泰德承认自从当了自由撰稿人后,个人生活显得很落魄。他说，“几周前,我在一家比萨饼店排队给孩子买吃的,这时从店里走出一位西装革履的人,这人是《华盛顿邮报》的社长唐宁,我过去的老板。他看着我蓬松的披肩发、刮得不干净的胡子和汗渍渍的T恤衫,脸上露出十分诧异的表情,他的眼神好像是在说,‘泰德,要不要我掏出几毛钱来,给你买杯咖啡。’我把脸扭过去,装作没有看见他。”据说，当年就是唐宁拒绝派泰德来北京驻站。

　　泰德在美国数以万计的自由撰稿人中是位出类拔萃的记者,如果像他这样的名记者日子过得都很艰难,其他的自由撰稿人是怎样生计的？怎样采访的?在美国当记者期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一有机会,就同美国的记者同行,特别是与自由撰稿人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想，对中国国内与日俱增的自由撰稿人(或称“民工记者”,其数量不下百万人)是有帮助的。

　　自由撰稿人如何挣钱

　　1995年11月,我去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参加国际环境记者大会,与会的500多名环境记者中,竟然有400名是自由撰稿人。会议期间,我遇见了一个名叫朗·切比修的自由撰稿人。他家在美国西部洛基山区,有一个女儿要养、一座房子等着他分期付款,但他觉得靠自由撰稿为生,日子过得很暇逸。他出版过5本书，在《纽约时报》、《多伦多明星报》、《环境》、《全国商业》等大小报刊上发表过1200篇文章，“现在,我手头总是有2000至3000美元的约稿等着我去写。”

　　“自由撰稿人最担心的是作品被枪毙,你是如何闯过这一关的?”我问。

　　“发表作品是每一位自由撰稿人的写稿目的,但是发表作品本身说到底是推销你的作品。所以当你有了一个采写稿件的好故事、好点子、好想法、好线索时,你先不要急于动笔写,你先研究一下,这篇东西将推销给谁。美国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写稿题材发生,同时又有15000家报刊供自由撰稿人去投稿。所以,务必记住：要争取在恰当的时机、把恰当的稿件送到恰当的报刊和恰当的编辑手里，”他说，“利用敏感的新闻嗅觉,找到供采写作品的点子和线索,对职业记者和自由撰稿人非常重要。而对于我来说,找到一个点子后,不是急于写作,而是研究稿件市场,要写适销对路的‘稿件’。”他说。

　　朗说,他去年采访了一位32岁的律师，印地安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负责监督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15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她家住亚特兰大,每天乘长途公共汽车去罗克西尔市上班。她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我决定写她,并且尽量了解关于她的基本情况,然后即刻考虑这篇稿子的市场。什么样的报纸或杂志会刊登关于这位女士的人物专访?从她的基本情况看,她是一位来自少数民族的成功女性,在美国有几十家人才杂志会采用这篇报道；她是年轻的律师,美国许多律师杂志也可能会采用；她是印地安人,美国有许多报道印地安人生活的专门杂志可采用；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某些妇女杂志可能有兴趣刊登；她负责一个价值1500万美元的大项目,这无疑可以给一家商业杂志写篇人物专访；她家住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数以百计的地方杂志可能会刊登关于这位本市居民的专访；她每天乘长途汽车上班,这是为上班族女性办的某些专门杂志乐意刊登的；她毕业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的校刊也会有兴趣。你瞧,这篇文章的潜在市场有90～100家杂志。”

　　“所以,如果一家杂志枪毙了你的稿子,你还有另外一家等着。自由撰稿人就要有时刻被人枪毙稿件的思想准备。所以,我每写一篇稿子前,首先要为它找好不少于8到9个市场(杂志)。最惨的一回,我的一篇稿件被退了21次后才在一家杂志落了地。有时,我的稿子一个杂志也不接受。我每年至少要白费100多美元的邮费，最后得到的是一封退稿信。”

　　“您是如何寻找写作点子和新闻线索的?”我问。

　　“许多朋友常常问我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寻找写作的‘newideas’的?任何一位记者都要有一个健全、敏感的新闻触角,这个触角需要你动用你几乎所有的感觉器官去发挥作用。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带一个采访本,家里的收音机和电视机旁总是摆一台录音机。要熟悉你周围的世界,并对其总是保持一种好奇,遇到什么不解的事,总要问一个为什么?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记者或自由撰稿人。”他说。

　　“每天都要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我每天读6种报纸,我的60%的写作思想都是来自报纸。我平时注意剪报,迄今我已收集了6000种剪报,并分门别类地把各种有意义的剪报整理好,这些剪报说不定哪天会成为热门话题,派上大用场。像许多记者一样,我每天收到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大学研究所和公司企业邮寄来的五花八门的宣传品、简报等。对这些东西,我不轻易地把他们扔到纸篓里,对其中有潜在新闻价值的东西,我还是收集起来备用。作为自由撰稿人,还必须参加各种讲座或演讲,参加各类专业协会的集会,因为很多有意思的人经常会在这种场合就一些有新闻价值和时效性强的话题发表演讲。有时间也要去电影院看看电影,从中你可找到现实社会的脉搏和变化。”

　　“可以说,如果有人购买采写新闻的点子,我一年可以卖给他5000个。这不是我比别人聪明,只不过是走到哪里都要保持灵敏的新闻嗅觉,”他说，“什么是灵敏的嗅觉，举个例子来说,5年前,《时代》周刊约我去香港采写一篇稿件,你能告诉我在香港最常听到的噪音是什么?时刻不停的建筑工地的噪音。而我的家乡洛基山唯一的噪音是树林中的鸟语。我的新闻触觉马上发出信号:采写一篇噪音给人类带来的危害的报道。”

　　“听起来,你找写作点子的方法,与我们这些职业记者找新闻的方法如出一辙,”我说,“那么,找到点子后,下一步干什么?”

　　“下一步就是寻找你要投稿的杂志。美国出版商为了满足这个国家千千万万投稿者的需要,编辑出版了门类齐全的工具书,诸如指导你如何进入美国国内出版市场的工具书《作者市场》、《作者指南》、《100家全国杂志主编教你如何投稿》,指导你如何进入国际出版市场的《国际文化市场》、《国际期刊通讯录》、《自由撰稿人的世界市场》,指导你在当地推销作品的工具书《美国西北部作者手册》、《大华盛顿地区作者指南》、《芝加哥地区作者指南和自由撰稿市场》,专业性的作者指南《星期天自由撰稿人》、《旅游作者市场》、《科幻作者市场》、《少数民族作者市场》、《幽默作者市场》、《摄影者市场》、《体育作者市场》等等。”

　　“除了从工具书上找市场,你还要注意书摊上又出现了什么新杂志,还要寻找各种机会与报刊的编辑们建立直接联系,”他说。“比如,参加有报刊编辑们出席的聚会、参加各类作家协会,与期刊编辑们建立一个网络。”

　　“当你找到了准备投稿的杂志,你先看一看封面,封面决定这本杂志的基调。然后再看目录,然后再看文章,看看文章的写作功夫和采访深度,这可以从文章是否使用很多采访来的直接引语和专家的引语来判定。最后不要忘记看看这本杂志夹了多少广告页,那是衡量这家杂志的读者数量和经济状况的关键指标,它也决定了你稿酬的多少。”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自由撰稿人采访容易吗?”

　　“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我去过30多个国家采访,采访过拳王泰森,但也被性感歌星麦当娜拒绝过。但是不要因为采访中被个别人拒绝过,就泄气。记住,我们许多写稿的‘点子’都可找到100个采访对象或采访线索,如科学家就乐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们希望得到人们的承认。”

　　“自由撰稿是一份充满挑战的职业,美国的自由撰稿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人为他们承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朗略带忧愁地说。

　　走进数字化生存

　　1996年春，在刚落成的北京科技会堂，200多名北京的科学记者正在这里参加中科院“科星奖”颁奖会。中科院邀请我上台谈谈我此前在《华盛顿邮报》当记者的普通一天的工作：

　　每天上午10时，走进《华盛顿邮报》的新闻大平面，可以看见好几百个编辑记者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每个记者有一个宽大的工作台，工作台上摆放着一台配有调制解调器的486IBM电脑和一个可以拨国际线路的留言电话。每个电话还配了一个可以套在头上的耳机。

　　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听听电话留言机里的留言，然后打开电脑看看信箱里的信件。电话留言和电子信箱里可能有许多新闻采访线索。

　　接着许多记者戴上电话耳机，一边向国内外提供新闻线索的人拨电话，直接通过电话采访，一边用腾出来的双手“噼里啪啦”地往电脑里敲字，在电脑屏幕上做采访笔记。

　　两个小时后，近万字的采访笔记输入了电脑，笔记根据需要记录了电话采访的好几个人的谈话，其中有科学家、考古学家、医学家、律师、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美国国务院官员、白宫官员和外国使节等各类人等。

　　然后关掉电脑，奔咖啡厅吃午饭，与其他同事闲聊，放松一下精神并拓宽一下思路。

　　下午1时，回到工作台前，打开电脑，找到记有上午的采访笔记的那个文件。开始整理笔记，根据新闻写作规律，对笔记进行筛选和重新组合，包括找构思导语和确定直接引语。在对内容进行重新组合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内的某件事或某句话加解释或背景，再次拨通有关人士的电话采访。如果没有这个人的电话，则进入互联网，在网上通过关键词查找这个组织或有关人士的电话。有时也可利用互联网上的权威信息机构提供的背景资料。

　　下午4时，一篇占半个版的专稿写好了。写好后，通过网络传送到编辑那里审稿、修改、签发。然后再传到美编那里设计版面和配相关图片。

　　下午6时，这篇稿件的排版完成，等待晚上9时报纸的第一次印刷开印。

　　“在我今天的记者生活中，我已经离不开数字化生存的三件宝：电脑、电话和调制解调器”我说。这时，我发现坐在旁边的是我当年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老领导、中科院院长周光召。他正听得入神。

　　“请接着往下讲。”光召院长鼓励我说。

　　“当然，我在这个数字化社会里还发现了一件特殊的宝贝，那就是人类最原始的记录工具——手背。作为记者，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观察周围的事物并思考其中有无可写成新闻的点子。每天，我们头脑里会闪现数不清的点子。一不留神，很多好点子就会从你的大脑里瞬息即逝。为此，我发现，无论你是在逛商店、乘地铁，你自己开车甚至骑自行车，手背是最方便的采访笔记本。”我说。

　　“数字化社会就需要这种敬业、投入和分秒必争的精神，”光召院长说，“数字化生存求得的就是效率和节约。如果某个政府部门或新闻机构每天通过互联网发送邮件，所节省的印刷费和邮费也甚为可观。”（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