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忘记马克思这样的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理性思辨作为一种收视率导向的“批判的武器”，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收视率调查这种“武器的批判”。于是，对收视率调查本身统计方法的质疑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全力促成“收视率”样本结构的调整，促进调查方法的改进，建立分众定性研究分析，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提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重庆台李晓枫台长认为：“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电视产业怎么能、同时也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的市场标准来要求、来发展。盲目使用西方国家样本方法就是引导电视文化的‘西化’，完全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应当从电视文化发展、民众健康的文化需求、舆论导向的需要诸方面考虑，建立自己的国家标准样本，要求无论什么媒介机构必须使用同一标准样本，否则取消市场进入权。新的样本结构应改变根据家庭购买力分层，按自然人口结构取样的办法，把高文化水平、高经济收入、大中城市、管理及文化科研机构以及成熟人群（就业年龄以上）五类人口在样本结构中的比例设计大一些，作为决定样本分层的决定性变量。”他还提出，要进一步改进电视收视调查的研究方法，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进行定性研究；要在全社会总体样本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进行分众研究分析。

　　促成收视率样本的调整这一关键的意义在于：收视率调查是为电视台提高电视节目质量所用还是为广告商投放广告服务？这其中改进的努力方向是：收视率调查的样本中具有话语权、管理权、决策权的高端观众，和老少边穷地区的低端观众，都应当成为收视率调查样本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收视率导向的问题，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外，更严重则在于：收视率导向关乎国家的文化安全；收视率导向导致电视节目过分商品化，实质上具有反文化的本质。

　　早在2006年，我在杭州广电集团讲课时，一位频道“道长”（总监）请我吃饭，席间，他和我讲了这样一个观点，让我颇受启发。他认为，目前中国广电系统使用的收视（听）率的调查数据都是外资公司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毛主席早就预言，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2]这些国外公司就是通过收视（听）率的调查数据告诉你中国老百姓喜欢看那些戏说的、搞笑的、选秀的、审丑的、低俗的，所以中国电视就要多生产这些节目，因为老百姓喜欢看呀！由此，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这一颇有些“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的准“社科院”论点让我大吃一惊，也让我深感中国广电系统确有一批头脑清醒的思想者。我连忙问他是否有实证类的数据作为观点的佐证，因为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可是关乎国家文化安全的大事，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它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广播电视的普及是一种国际现象，广播影视反低俗化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化问题。历史上，伴随广播电视设备的引进，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广播电视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担心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将会因广播电视的引进而被发达国家的商业文化所吞没，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随着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剧，殖民化将首先借助电子和图像进行。尽管广播电视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丰富了公众的文化生活，广播电视的普及率也已相当高，但由广播电视传播而引发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却始终存在。因此，抵制西方文化，保护民族文化，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国际现象；不是某家广播电视台的行为，而是一种政府行为。这种对广播影视既发展又控制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政治的时代特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告诫人们：“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在广播电视越来越普及的今天，我们更应十分警惕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大举入侵的严重威胁，坚决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各种腐朽文化思想的侵扰，把中国的广播影视办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坚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