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三环的联合国际大厦，微雨中掩映着初夏特有的清新绿意。采访这位几经起落的“传媒游侠”，思绪一度为之“空结雨中愁”。但面对他爽朗的笑声、豁达的回顾、活跃的手势，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都会感觉到，当朱德付带着他的最新梦想《中国周刊》归来时，其内心认定的“情怀”二字始终未变。

　　初涉传媒，情系南方

　　1990年，中山大学文学硕士毕业，朱德付被分配到南方日报社江门记者站工作，传媒生涯由此开始。一年之后，出于市场需要，《南方日报》编委会决定将《南方周末》由对开四版扩为对开八版，借以扩大社会影响力。于是，一纸调令朱德付复归羊城。

　　当时的朱德付并不像现在这样以这份记录时代进程的报纸为荣，“那时满肚子不高兴，《南方周末》1984年创办，到1991年已有7年历史，但一直是一份以报道影视歌星为主的娱乐报，发行量也不过区区18万份左右。别说全国读者看它不上眼，就是《南方日报》同仁也认为它不是主流报纸，是花边新闻小报。说心里话，我们那拨受命参加《南方周末》扩版的同事，当时没有一个人想到《南方周末》会做到今天这一规模和影响。我们不过当这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不过是想尽力恪尽职守”。

　　尽管如此，一群在如今报界都数得上的人物还是在1991年齐集广州，新人初到便点起了一把火，琢磨着怎样改变由来已久的党报面孔，形式上让《南方周末》与众不同起来。“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吸引眼球，于是报纸上就出现了美女、红唇，在那个年代算是惊世骇俗了”，“当时的美编叫张向春，是一个自学成才的资料员。狂得很，扬言少了他，《南方周末》的发行量至少要降一半”，“现在回头看，我自己也承认当时版面是低俗，但还是起到了我们希望的作用。《南方周末》在扩版后报价随之而涨，由原初的3毛提高至5毛一份，但1992年第一期发行量不仅没降，而且升了几万份，达到20万份左右，超额完成任务，这和版式改革关系密切。事实也证明，从传统党报版式风格几十年如一日的不苟言笑、正襟危坐，到周末报的生动活泼、哗众取宠，这一改变本身是顺应市场的必然结果。这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喇叭裤、长头发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一样”。

　　内容与形式恰如光与影，从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与版式改革同步的内容建设，在扩版初期，采用的是大特写的形式，用来揭露社会阴暗面。“在当时社会公共信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大特写之类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关心社会的强烈愿望，尽管现在回头看这类文体内容空泛、意气太重，但在当时是合时的”。然而，到了1995年，在版式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我们痛感大特写一类的所谓新闻的没落，经过不断尝试，在内容上进行了“二次革命”，把新闻版面的主体内容定位于调查性报道。《南方周末》虽非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发轫者，但却是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集大成者。这种形式使《南方周末》成为一张真正有价值的新闻纸，在舆论监督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朱德付所写“刘秋海事件”的报道便是经典一例，这一事件《南方周末》5年间发表近20万字的报道，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新纪录。

　　此时的《南方周末》在内容上已走向严肃，版式风格便也随之改变，装饰性的版式风格让位于简约，自此结束了这张报纸以形式取胜的历史，走向以内容为王的人间正道。“我在《南方周末》工作了6年，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一种职业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一种自信。作为《南方周末》的创业者之一，我们知道自己是三流人才。但我们知道，三流人才只要树立理想，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就可以创造一流的事业，我们从中也就能找到所谓一流人才的感觉”。这个“三流人才”的新舞台很快就出现了。1994年，席文举首创《华西都市报》，全国党报兴办都市报的帷幕自此揭开。1996年底，《南方日报》编委会决定取消《海外市场报》的刊号，改出《南方都市报》，朱德付调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南都创办在当时不啻为救市之举，因为《南方日报》的经济状况在1996年已非常恶劣，累计欠银行贷款1.4亿元，单靠主报或《南方周末》创收已是回天无力，于是《南方都市报》出生时便已承担起救母重任。

　　“但是刚创刊时，由于《南方日报》内部编辑记者都不看好南都的前途，加上所谓大报情结，很少人愿意加盟，只好到社会上招聘员工。当时广州城中村中住着许多内陆而来风云一时的流浪记者，他们构成了南都最早的采编力量。时人讥为：‘招降纳叛，藏污纳垢’。2000年《南方日报》社长总结时还说..‘《南方都市报》在3年内犯下的错误是《南方日报》50年所犯错误之总和’”。但从如今看来，“聘用制的用人制度是都市类报纸彻底摆脱传统党报积弊的重要一步。如果当时《南方都市报》的编辑记者都是在编干部，则不可能形成日后的竞争力，也不可能改变由来已久的传统新闻观念，更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人才平台”。

　　此外，“我们还是较早运用泰勒考核的报社，当时母报《南方日报》编委会痛受报社经济困扰，不可能有充裕资金保障员工待遇。但不解决分配问题，编辑的积极性也就不会提高，这就迫使我们实施计件工资制，按照版面稿件吞吐量的大小，核定每一个记者的基本工作量，然后对每一篇稿件的质量进行评定等级，每一等级拉大差别，以求保质保量。这套分配方法在当时的《南方日报》是一个革命性的创造，其效果是《南方都市报》狂飙突进”。

　　回首在南方报系多年的时光，朱德付话调低郁。离开南方报系，短暂沉寂后，受当时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黎元江所邀，朱德付创办《信息时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但这段经历也很快结束，因为他人生中另一场重头戏在命运的安排中已悄悄开场。

　　十年一剑，风起京华

　　2001年朱德付辞别妻儿，孤身北上，参与筹创《京华时报》。不少圈中好友对他的决定抱着南橘北枳的担忧。但此时的朱德付已经拥有多年打拼广州报业的经验，在他眼中，较之南方报业激烈的市场竞争，北京报业格局分明，却不过是一池温吞的清水，无论出身如何均能分得一杯羹。于是他大开山门，“招降纳叛”，坐镇京华采编。

　　有人曾言当时朱德付在京华初办时的生活状态是一幕广告剧，其名为..“京华时报..——工作狂的精华时报”：剧目场景是办公室，时间是夜半三更，道具是大样香烟，动作单调，不过翻阅与吸烟两个。

　　由此可见当初创业之难，“最早的那批人，多是其他报社不如意者，或者是从网站回归平媒的异路人以及平均年龄不过24岁的应届毕业生，文章常常是不得要领，采编平台乱七八糟，第一期试刊时连样刊都出不来。但我不曾怕过，创业本就如此。而且比起南方报业时代的流浪记者们总是好带一些”。面对人才困窘，创刊初期，朱德付曾硬性规定每版至少要有“10+1”条信息容量，严杀长文。这种短平快的海量信息被认为是京华创刊时的杀手锏，但幕后的朱德付也因此“深受其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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