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大喜大悲的一年。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从事传媒工作，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认识和价值选择？机遇和挑战同在，我们如何应对？5·12震灾报道的全面而充分地公开信息，是不是意味着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又一个拐点？信息的充分公开，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公民和社会的成熟度如何？……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下午，《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先生就这些问题，向一群前来访问的新闻专业青年学子侃侃而谈——

　　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

　　“2008年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个年份以大的灾难和大的冲突，把中国人心中被回避或者是被隐藏起来的一些东西给掀出来。”“从雪灾到胶济惨案，从胶济惨案到汶川大地震，灾难不但突如其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暴虐，一次比一次惨烈。在泪眼之间，良知复苏；在废墟之上，人性挺立。大地震震掉了我们心灵的尘垢，震碎了我们日常的面具，让我们重新发现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这是最近一期《南方周末》的评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中的一段话。

　　“多难兴邦！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人们原本以为，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正在抵达历史三峡的出口；谁知，大自然提前给中国出了一道难题。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喜交集，中国能不能闯过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不能凤凰涅槃，否极泰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①

　　从历史的画卷或者说历史的镜头感来说，2008年一开始就碰到雪灾，灾难的大幕一下子就这样拉开了。幕开以后，呈现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是几十万像蝼蚁一样生活的人突然一下出现在火车站——为了满足将一年中一点点积攒起来的钱带回家团圆的幸福愿望。冰雪封途还非要回家，这么一个冲突，把中国的现实也展现出来。背后是什么？其一，是中国人对传统和对家庭教谕一般的信奉。其二，是中国在现阶段工业化前期所出现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制造业又依赖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支撑的产业社会现实。第三，中国的运输业和其他与经济配套的系统，远没有达到发达的水平，还没有能力承载这种运输。第四，中国人的忍耐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在如此不堪的环境下，几十万人还能够忍饥挨冻强挤在火车站广场。第五，中国政府处理各种应急情况的能力，有成功和高效率之处，但也确实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

　　2008年注定不会平凡。开幕就是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雪灾，它也使今年的春节黯然失色。春节之后，很快又来了“3·14”西藏骚乱。“3·14”把中国的另一个矛盾——西藏的域外流亡政府蓄谋藏区独立与祖国必须统一之间的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由“3·14”及其后来的火炬传递频频遇阻的事件，演化出来的是一次民族主义的爆发。

　　年轻一代人有着非常纯粹而激情的传统爱国情怀，坚决对抗藏独势力；同时，他们也不能理解“3·14”和火炬传递事件背后的逻辑：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中国为世界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中国现在的发展这么好，为什么西方人还这样误读中国？为什么还这样侮辱中国？年轻人不能理解西方，因而有了抵制家乐福法资企业的激愤表现。这些激愤的反应把中国一个更大的社会现实抛了出来：精英群体与新生的年轻人群体之间认知的错位。精英群体认为，年轻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愤青的行为，是一种义和团行为的翻版，不值得赞赏。所以，这些行为很快就被政府调整了。

　　然而，义和团时代，中国是弱国，列强要瓜分我们，要欺负我们，那种屈辱感造成了极度的排外，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情绪逻辑。愤青行为与义和团行为的外在表象可能有相似的地方，但内在的逻辑完全不同。如果社会精英不能理解年轻人，也不试图去理解年轻人，那么中国就会再次出现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一种时代的紧张。精英想表达的是普世价值的东西，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我们跟全人类一样必须要理解的东西。如果“3·14”后能够容许双方有意识地进行相应的辩论，进行相应的信息互换，那么这次博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将会有历史性的意义。但这一压，就把这个问题给压住了。争议被强压下去的结果就是给中国留下了一个隐患。谁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会再被挑起，什么时候再被摆到桌面上博弈，从而达到和解。

　　汶川地震，从自然生态来说，固然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从精神文明的生态来说，它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让年轻一代和精英阶层在意见的分歧上达到了另一个向度的和解，他们共同找到了一个基本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个民族，在人性这个基本面上，我们是没有分歧的。于是，在这儿，年轻一代和精英阶层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团结：大家心系灾区、众志成城。这个环节把前一个时期因为说岔话带来的摩擦稍微进行了弥合，形成了双方的理解和谅解。在这样的理解和谅解下，双方又可以开始共同讨论民族性的重建，讨论中国的未来，讨论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讨论普世价值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于是，一切的大课题，便可在一个共识、一个相互包容的环境下来完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不幸有了这么大一个灾难，但这个灾难对于整个民族性来说，又是有幸的。两代人的认知错位，在这么一个大灾难面前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媒体的新时代与价值认知

　　对新闻媒体来说，2008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大灾难、大冲突面前，新闻媒体有足够扣人心弦的镜头，有足够震撼的宏大叙事，有足够感动的人间冷暖。问题是：在喧嚣中，我们能否保持冷静；在纷繁中，我们能否甄别观点；在爆发中，我们能否记录真实；在关键处，我们能否助潮推流；多年以后，我们能否依然无愧于此。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专业理想、专业规范，中国传媒人比西方传媒人多了一份责任。在西方，促进信息的无障碍传播，就达到了新闻的终极追求，所以他们追求一切信息的挖掘。中国传媒人除了期望更充分地传播信息外，还更多地追求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正向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中国传媒人更加特殊的一个使命。

　　新闻的价值在哪里？《南方周末》的价值在哪里？当世界在中国飞速发展的情况下认不清中国，中国人也认不清中国的时候，新闻就是要提供读懂中国的内容，这就是最好的传媒价值，也是《南方周末》这个传媒高地应该提供的优质产品。如今，《南方周末》的团队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强的时期。《南方周末》的转型，终于走到了鼎盛，实现了“在这里，读懂中国”的理念。在新闻的方法论上，我们也做到了只有《南方周末》才能做到的若干突破。这些方法论的突破将使《南方周末》在数年时间内保持优势。

　　《南方周末》创刊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走自己的路，致力于版面内容的改革和新闻方法论的创新。记录时代进程，推动中国进步，是我们的价值追求。为此，近年来，我们进一步加强了方法论的探索。显性的表现，比如说，关于时政的报道，我们将评论做成一个板块。隐性的表现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法论，是开采新闻富矿。我们将新闻着力点放在开采其他媒体遗失的新闻富矿上。每一个新闻热点的周围都充满了新闻富矿，而这些富矿常常被其他类型的媒体所遗失或忽视。比如，在钉子户报道上，当九龙坡区政府跟吴苹夫妇达成协议，当事人同意拆迁后，事情解决了。按照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判断，新闻似乎到此结束。但对《南方周末》来说，新闻刚刚开始。因为我们要解读的是新闻背后的中国，我们要让读者在这里读懂中国。问题的解决是新闻，但它不是《南方周末》读懂中国的新闻。

　　我们要让读者了解为什么吴苹夫妇一开始不接受政府赔偿，为什么最后又接受了？这个转弯是怎么实现的？九龙坡区政府怎么做出的决策？每次常委会是怎么开的？他们是如何在几大关节点达到妥协的？这种深入的报道，完成了《南方周末》第一次的方法论创新。再比如黑砖窑事件。当大部分孩子被解救，开始追惩官员了。我告诉记者和编辑，我们的新闻刚刚开始。第一个落笔点，是黑砖窑事件发生的官场逻辑，它的背后生态是什么？第二个落笔点，是山西官场在事件发生的那几天做了什么？第三个落笔点，当于幼军第一个代表省政府向国务院做检讨、向全国人民做道歉时，于幼军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这些新闻的背后，都有一种价值观的选择。通过几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发现，没有负面新闻，只有如何报道的问题。也许我们的报道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它不是负面新闻。如何在更高层面上超越所谓的正负之分？如何在更高程度上找到最有价值的新闻？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信息？《南方周末》一直在探索，我们一直努力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达到一个新闻的创新，达到一个新闻的制高点。

　　第二个新闻方法论，是新闻的“圈层”。新闻的“圈层”不是《南方周末》独家发明的，《三联生活周刊》也在沿着这个思路做。2002年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当选为总书记，我们在社长的支持下做了一篇报道《他们眼中的胡锦涛》。这条新闻做到了方法论上的创新。新闻是有信息圈的，最核心的圈层是信息的本源，在这个新闻中当然就是胡锦涛，但我们还做不到直接去采访胡锦涛；第二个圈层是他的家人或身边的人，但我们去采访他们也不太符合中国的现实；第三个圈层是在他的仕途中，在他周围工作过的人，这个圈层是可以实现的；还有一个圈层，就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按现行政策的规定，报道领导人的生活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我们认真研究了政策，找到了一个好的切入点，于是成功地报道了《他们眼中的胡锦涛》。其中有胡锦涛的姥姥谈他的童年和少年，有他在西部工作时的同事谈当年胡锦涛对西藏问题的重要决断。这次报道，让我们掌握了新闻圈层的方法论。也就是说，第一圈不能突破就做第二圈，第二圈不能突破就做第三圈，第三圈不能突破就做第四圈……永远记住，你离新闻的核心最近，你的新闻就是最优质的，因为你的信息是最优质的。

　　第三个方法论，是新闻的“复盘”。从年初的雪灾报道到“5·12”震灾报道，我们一直在试图进行新闻的“复盘”。《南方周末》5月22日的震灾报道，我们就做了两个复盘。第一个复盘是北川。震后，北川的信息和电力全部中断，形成了一个孤岛，每个自然村、每一个乡都是一个孤岛。我们要知道村民是怎么逃出来的？逃出来的路线是什么？在与世隔绝的过程中，那里的基层组织在做什么？那里的生态如何？第二个复盘是汶川，汶川震后有五六十个小时与世隔绝。在这个过程中，汶川是以什么方式在运作？没有粮食，灾民怎么生活？复盘就是要把当时当地发生的一切，细致地写出来。在这个复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灾区满地是新闻。灾难新闻不是催泪弹，人性的光辉，心灵的震痛，别的媒体都做了，但它们没有做到毫无遗留地去看它是怎么发展的。在那样的现场，每个人都很容易被悲情感染，激动、流泪，这是一种自然的人性的表现。但优秀的职业记者必须守住自己内心，告诉大家你看到了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复盘，永远地复盘，以职业记者的方式去复盘，这个就是5月22日《南方周末》的震灾报道。灾区永远都是有新闻的，而且永远都是大新闻。

　　将信息的公开与透明进行到底

　　“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公民可以这样自发地组织起来广泛参与救灾；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多支国际救援力量可以这样直达救灾现场；共和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什么时候，信息可以这样广泛流通，媒体可以这样广泛追问。”②

　　汶川大地震和救灾行动表明，恐慌止于信息公开，谣言止于信息畅通。救灾的信息越开放，越有利于防止灾后的恐慌情绪，越有利于恢复人心和稳定社会秩序。灾情信息的顺畅传递，也使得全国人民与灾区民众心与心相连，成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要在灾区迅速恢复秩序，让灾区迅速重建，信息透明仍然是第一位的。在灾区重建、秩序恢复中，有关灾区重建、灾民安置、灾难信息、物资分派的信息都是应该公开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平衡，开放和透明的进程，也是不平衡的。民众和中央政府固然因开放和透明而受益匪浅，但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整体利好，未必对某些人利好。只是，谁怕开放？谁怕透明？已经不问可知，昭然若揭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大地震已经教训了我们，不开放不透明，就必然藏垢纳污，放大天灾的人祸寄生于我们的体制之中，必然让我们民族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

　　“3·14”之后，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信息的公开与信息的透明不是毒药，而是灵丹妙药。中国有什么不能对世界讲呢？有什么要通过保密来解决呢？中国又有什么东西能够在互联网时代保密呢？有什么可以逃避人们的议论？答案都是否定的。“3·14”的报道是有教训的，如果当时能够自信地让中外记者进行充分报道，那么我们一定会更加主动；如果过去就对藏独势力和藏族的情况给予更多的报道，我们获得的国际空间也会更大。所以，假如再有一次“3·14”，中国政府一定会比上一次“3·14”更加透明，更加公开。信息的公开，一定是一条不归路。我们必须走向一个更高层次的、更优质的信息管理。

　　信息公开之初，也可能碰到一些信息公开带来的不稳定。但只要进一步公开，更多地公开，这些不和谐的声音都会消弭于无形。因为它不是信息公开带来的，而是长期不公开引发的。但公开也有一个逐步化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企望所有的信息一下子公开，秘密的范围一下子就变得很小。信息的迅速公开，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时间的珍贵。现在，人们比任何时候更关注媒体，更信任信息发布部门和政府科学的决策……

　　窗外，电光闪过、大雨倾盆；屋内，气氛凝重而热烈。壮志凌云的向熹先生侃侃而谈；年轻学子听得热血沸腾，笔者也是心潮难平。激情、责任和使命感在老中青三代新闻人的心中腾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