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特·阿班(1884~1955)美国俄勒冈州人,《纽约时报》1930~1940年驻华首席记者。

　　在来中国之前，哈雷特·阿班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自己会一待就是15年。

　　那是1926年，这个在美国报界已经足足浸淫了21年、频频跳槽、最高职位已经做到总编的中年人，因为“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日子”，便突发奇想，要到远东一闯天下。

　　从此，这个美国记者的生命，便与古老而动荡的中国互相缠绕。在华期间，他从《纽约时报》驻华北记者做起，迅速升任中国首席记者。此时，适逢中华民国历经种种巨变。于是，他的报道，覆盖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中东路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这15年间，中国历史每一次起伏、每一寸皱褶，无不通过他的笔触，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全球大众，并影响各国的政界决策及外交方略。

　　在那个年代，涌入中国的西方记者如过江之鲫，但就当时的社会地位而言，很少有人能与阿班相比。

　　他的居所，位于上海百老汇大厦的顶层，手下记者、助理与仆役成群，出行则由车夫驾驶最新款轿车，还有保镖伴随。中国政府高层及日、美、英、苏等国在华最高层，无不将他奉为上宾。

　　同行们看阿班，都带着艳羡的眼光。但让众人服气的是，为了获得最新的新闻，这个生性争强好胜的美国人，总是冲在第一线。

　　他孤身坐军列深入山东，调查济南惨案的真相；在天津，他于“数十米外”目击日机轰炸南开大学；旅途中，他常住在荒郊破庙之中，全身被跳蚤臭虫咬得起泡脱皮；为了近距离观察上海“八·一三”战事，他冒险在“直线距离只隔八条街”的大楼上租下一个房间，“每有巨型炸弹爆炸，便有滚烫的金属弹片落到我的椅边”。

　　在第一线拼抢新闻的记者，常能目睹一个个历史的真实瞬间。而阿班稿件中所描述的鲜活细节，使得干枯的历史，有了温度和情感色彩。

　　塘沽协议签订之时，阿班观察到，中国高官从专列上走下来，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步行到日本领事馆大门，他们被日本哨兵粗暴地挡住，在炙人的烈日下等了近十分钟才被放入门内。协议签署完毕，“中国人又冒着尘土，一路蹒跚走回专列”。虽寥寥数字，中国之屈辱，却从中可见一斑。

　　然而，抵达现场并非新闻的全部。阿班最为传奇的经历，则是他对西安事变的报道。

　　1936年12月12日的晚上，阿班正因缺新闻而苦恼，便随意打电话给宋子文。宋已外出，佣人说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给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去电话，秘书同样说他在孔祥熙家。于是，他马上赶往宋美龄公馆拜访，佣人说，蒋夫人刚离开，去孔祥熙家。

　　至此，阿班已嗅到有重大事情发生，他一遍又一遍地拨打孔家电话。拨了无数次后，电话终于接通，宋子文亲口将蒋介石被扣的事告诉他。一个独家消息，就此诞生。

　　的确，阿班的真正优势，在于他“长袖善舞”，建立起了广泛的上层关系。国民党政府高层及日、美、英、苏等国在华最高层里，都有他的私交。这使得他对时局了然于胸，有着常人所不及的判断。

　　当然，阿班与各国高层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由于他恪守西方新闻“客观、公正”的原则，许多报道让国民政府很不快，外交部多次要求《纽约时报》将他调离中国。民国政府还曾经下令，禁止政府官员向他提供新闻，甚至不允许官员和阿班交往。

　　因为多次在报道中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他曾被日本宪兵压跪在地，双臂强扭至背后，腰部、腹部被猛力狂踢，但即便如此，他的笔端触及日本人时，却依旧看不到任何情绪性宣泄，均秉公直论，就事论事。

　　阿班也面临过种种诱惑。张作霖曾想请他当公关经理兼外事顾问，他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军官也曾上门行贿，要求阿班美化日军的侵略行为。

　　“你我都知道哪些记者是收过贿赂的。”面对日本军官，阿班气得声音发抖地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知道谁是受贿的，他们写的东西，就再也没人看、没人信了！”

　　在中国十多年的新闻报道中，这个记者一直秉持着这样的原则——想要使得自己书写的“历史草稿”公正可信，就必须在职业操守上严于律己，“无论如何追逐新闻，都要有底线”。

　　1937年8月23日中午，阿班正和助手在上海南京路的永安百货大楼采购望远镜，一枚中国空军误投的炸弹从天而降，坐在车里的阿班被震得晕眩过去。意识清醒后，他逆着狂涌而出的人流跑进永安公司，找到了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助手，几经周折之后，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此时，报道新闻的事，早被他抛到了脑后。（本报记者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