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东北正冰天雪地。我任新华社辽宁分社副社长刚刚九个月，正在沈阳采访，突然接到总社电话，调我回总社，而且刻不容缓，要求我迅速返京。

　　穆青副社长在同我谈话中，讲了总社受中宣部委托创办时事刊物《半月谈》的考虑，社党组决定让我参加筹办，担任主编并主持编辑部工作。另外两位主编是叶佐标、喻权域。国内部副主任李峰兼任总编辑。穆青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我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这个刊物办起来，并且办好。

　　办杂志，对我来说是一件陌生的工作。自1957年9月从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到新华社工作以来，我当过翻译，做过编辑、记者，也在总社的部门和分社领导岗位上工作过，然而主办一本杂志，我心里打鼓，没有十足的信心。。

　　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编辑部。所谓编辑部，当时只有一间办公室，在工字楼四层，四五个人。除了总社的叶佐标、杨彦，还有从分社借调来的3位记者：四川分社的喻权域、上海分社的周永康、广东分社的陈业轩。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机，还是从国内部地方编辑室借用的。真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从零开始。

　　我们当时的心是不平静的。这个在三中全会后应运而生的刊物，寄托着党和基层读者的厚望。基层干部迫切要求恢复50年代的《时事手册》，为基层提供了解天下大事、学习时事政策的精神食粮。创办在80年代的《半月谈》，既要继承《时事手册》的传统，又要有崭新的面貌，适应80年代读者的口味，这个担子是不轻的。

　　我们在社内各部门的支持下，招兵买马，陆续凑上了十多个人，包括赵冰立、沈鼎、任家骥、张景媛、王秀珍、杨力、黄凤琴，还有从分社借调来的韩之非（黑龙江）、王体强（云南）、崔葆章（湖北）、曹绍平（青海）、王启星（辽宁）等。大家夜以继日地操办各项工作。从组稿、编辑、写评论、画版、校对、联系印刷、联系邮局，千头万绪，都得自己动手。记得我和叶佐标、杨彦骑自行车到位于展览路的北京2007工厂联系杂志的印刷业务，宋厂长爽快地接受了我们。赵冰立来回跑邮局。周永康动手画版样。喻权域同各分社联系。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劲，有一种创业的激情，一定开个好头，干出一番事业。总社工字楼四层420室《半月谈》编辑部，电话铃声不断，灯火彻夜长明。

　　忙活了几个月，1980年4月，邮局征订的数字报来了：29万份。

　　杂志初创就有29万，且是在不当不正的5月创刊，这个数字不算少，可是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目标，比起当年《时事手册》最高峰的150万份相距更远。我们没有灰心，因为人们对这个刚刚出世的婴儿还不了解，未识庐山真面目。我们要靠自己的奋斗，靠刊物的质量来赢得更读者，赢得未来。

　　记得那年5月10日，《半月谈》杂志创刊号上市的那一天，我专门跑到六部口西长安街邮局报刊门市部看看。看到我们编辑的小版本《半月谈》赫然摆在琳琅满目的杂志丛中，很是兴奋。

　　读者至上

　　改革开放初期，新事物新政策新问题不断涌现，干部群众非常关心形势发展，也遇到许多疑惑不解的问题。我们坚定一个信念：必须时时记住《半月谈》的读者群在基层，一切要从他们的需要、兴趣、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出发。要在基层读者最关心、又不太清楚的问题上想题目，找线索，作文章，解答读者的疑难，介绍有益的知识，与读者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编辑部每次举行的编前会，总是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争论热烈，总能碰撞出好的题目。如果说《半月谈》的成功之处，我认为与读者的心贴得很近，是重要一条。

　　读者至上，质量第一，成了我们办刊的信条。基层读者希望系统地讲解国内外形势，我们便在杂志上编写系列形势讲话“爱国主义讲座”，每季度综合介绍世界风云。基层读者希望解答各种政策问题，我们便开辟“政策百答”、“读者信箱”，从体制改革、市场物价、职工就业、工资奖金、家庭成份、离休退休、责任田承包、子女升学、计划生育、宗教信仰到防病治病，有问必答，很受欢迎。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问、审判林彪四人帮集团案问答、中央三个农村改革文件的独家受权发表，大大提升了创刊初期的《半月谈》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作为杂志的主编、总编辑，主要精力是组织报道，如同导演，把演员组织好，导出一幕幕精彩的戏剧来。组织报道，要高屋建瓴，纵横捭阖。中央的精神，生活的实际，群众的想法，记者的感受，要在我们的报道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1980年《半月谈》开展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讨论，1982年关于农民是否可以买汽车的讨论，1986年内部版关于乡镇企业道路的讨论，关于后门现象的讨论，都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组织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提高读者对时事的关心和兴趣，我在1981年提议每年在《半月谈》上推选本年度国内、国际各十件大事，集全年大事于一篇，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引人注目。后来，我们又推选国内、国际十大新闻人物。在全国报刊中我们是最先做起的，此后其他报刊后来也陆续这样做了。

　　办好时政刊物，需要撰写有自己特色的评论。对国内外重大事件、重要的政策方针、人民群众关心的各种问题，表述见解，引导舆论。作为杂志的主编，我自然责无旁贷。刊物半月一期，每期要有评论打头，真是逼上梁山。逼，也有好处，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也就练出来了。从杂志创刊，到1992年8月离开杂志社，近13年间，我总共撰写了一百几十篇评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国内、国际，收获不小。

　　《半月谈》杂志仅用5年时间，发行量就达到500万份，在社会上，在读者中，名声鹊起。为了满足基层干部的需要，编辑部在1985年又创办了《半月谈内部版》。当时只有韦顺、余振鹏、王树成、沈鼎等几个人，后来又调来方正辉。几年功夫，内部版也办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刊物，发行量最高时达180万!

　　1987年夏，中宣部宣传局曹斌、戴舟两位局长找我，想把他们主办的《时事报告》交给《半月谈》杂志社办，因为原来在经济日报管理，发行只有三万份，不够理想。我们经过商量，由我和杨力去谈，同意接过来，但要改成与《半月谈》一样的版本，重新设置拦目，作为半月谈系列刊物在我们的网络内发行。中宣部同意我们的意见，达成协议。当年，经我们努力，《时事报告》就发行13万份，第二年上升到60万份，最高年份达到80多万。读者反映，这个刊物很有用。

　　这期间，我们还为满足少数民族读者需要，创办了《半月谈》朝文版、维文版。

　　1990年冬，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海湾战争，苏欧巨变，我们根据形势和社会需要，在社领导的支持下，创办了《时事报告音像版》，成立了电视部。编辑把时事报告录像，配上电视画面，出版发行，第一期就是我主讲的《世界的变动与中国的机遇》。在这之后，杂志社又与烟台电视台合作创办了《每周世界风云》电视专题节目，供150家城市电视台播放。我和李峰成了这个节目初期的主持人。这个节目的创办，为后来新华社音像中心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我曾把当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一句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作了改动，提出：“神州处处有人烟，有人烟就有半月谈”。到1992年我调离半月谈杂志社的时候，杂志的发行量达到724万的最高峰。可以说，天涯海角，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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