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总编辑赵力，曾就读于中国外交学院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1993年至2000年在《中国经营报》担任记者、编辑、新闻版主编和财经版主编等职。自2000年12月起担任《经济观察报》社委会委员和社长。于2008年5月创立《投资者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全球各大媒体集团在经历大规模整合调整後，此刻再次面临严峻挑战。路透社于近日在北京、纽约两地同时举行《路透精英汇-全球媒体CEO高层访谈》，邀请各路媒体精英、行业领军人就当前全球媒体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媒体未来一年发展趋势进行讨论。以下是路透中文网（以下简称“路透”）对《投资者报》总编赵力的专访。

　　路透：2008年是全球各大媒体集团紧缩裁员的一年，而《投资者报》却在08年4月在中国开始发行，对于这样一份相当“新”的报纸，您能否介绍一下它当初发行的初衷，以及为何要选在这一时间发行呢？

　　赵力：这个新报纸本身不是今年计划做的，而是去年。当时我们不知道市场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知道情况不利，会出现问题，但没有想到会出现这麽大的一个衰退。因为前年和去年中国的资本市场膨胀很快，很热，再加上中国政府提出了把增加人民的财产性收入作为重点的发展方向。从背景上来说，我们认为这个领域都应该有所作为。当时的《经济观察报》做得还可以，于是我们希望能够更专注地做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些新的信息，以及各方面的事情。这是大的背景。

　　现在反过来看，这其实印证了投资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共识，即在高点投资往往不见得明智。在高点上应该冷静地见好就少，而不应该做太大的扩张。不管怎麽样，做这方面的事情，从大的发展阶段上来说，应该是对的。我比较庆幸我们晚出了一年，如果去年就出，今年可能更意外。如果去年五六月上市，预计做的规划，安排的投资，进程也好，可能今年反差更大。

　　今年4月我们出报纸的时候，大盘已经跌了4000点，美国全球的问题都基本暴露出来，当时只是大宗商品、油价这块高涨，其他都在跌，我们实际上已经做好了一个困难的准备，而不是那麽的乐观。现在反而比较坦然。虽然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没有那麽的不可思议。

　　更何况现在如果世道不好，作为一份前期投入的报纸，反而风险降低了，成本不那麽高，纸张、劳动力，对于新投资的报纸，前期是赚不了钱，应该是有利的。相反如果很热，很火的时候，我们要不然会急于求成，过于着急赚钱，或者我们会面临很高成本的上升，对于新的媒体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现在大家容易冷静下来，做前期该做的事。

　　这些前期该做的事，对于一个新的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去适应这个市场，去了解这个市场，耐心地去融入这个市场，去“懂”这个市场，不管我们怎样去引进专业人士、专业人才，这个报纸、机构本身是个新生儿，他自身的理念意识形成，既然是新的，就有一个长大的过程，有一个理解社会、市场和服务对象的这麽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我们无法跨越的，不能要求一个小孩生下来就会跑。既然不能跑，就让他先学会走和站。

　　路透：我们都知道08年对于中国的媒体来说是相当繁忙的一年。对于新生的《投资者报》从发行到现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份新的报纸经历了哪些考验，从内容和业务上来说是否达到了自己的预订目标？

　　赵力：我们经历的最重大的挑战，或者是说成长中必须要学会的东西，就是这张报纸一出来就经历了一个惨淡的市场，一个萎缩下滑的市场，同时这个市场作为一个投资领域，由投资人组成的市场，遇到他们相当悲观、相当沮丧的空气，这个对于新生儿来说，是很难得的。即使是很多成熟的很大的媒体，未见得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对我们来说挺好的。

　　同时，我们一上来就试图和在这个领域中的传统媒体区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坚定地认为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发展运行和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的联系非常紧密。而不是，我认为圈子里很多媒体那样，把它视为一个局部，自我封闭的市场，只针对这个市场的政策，或者是针对这一个市场内的行业变化。我们认为这个市场是在一个整体的经济环境中间，跟整体的经济形势，和中国整体的宏观政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投资者报》从创刊开始，从一开始就很坚持这一点。从这点说，这份报纸比同类媒体在这个问题上的关注要开放、更广，我们的目的是让资本市场更加了解它应该了解的东西。

　　第二个主旨是我们坚持价值观念。我们报社的1/4员工是分析员，我们做的分析都不是转载，我们很小一部分去介绍别的机构，但我们在报纸上出现的主体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分析员做的。

　　路透：分析员的模式在同类报纸中并不多见，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投资者报》的员工结构，以及这一结构组成给《投资者报》带来的优势？

　　赵力：这一模式在同类报纸中可能不多见，首先我们分析员在员工中占的比重很大，《投资者报》的职员中1/4为分析员。其次我们每一期的内容有1/4到1/3能体现出这个比例，我们也要求出的文章和分析员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记者采访，有分析员的配合，无论是前期或者是後期。

　　这个模式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自己会做分析，不像很多其他的媒体只会报导别人的分析，我们的文章中经常会有主观语态，比如“我们认为”，“我们估计”，这个按说在一般的新闻理解中不是这样，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是传统媒体，我们认为读者真正想看到的，不是希望你做一个转述者，而是希望你做一个有公信力的，远离具体的利益相关的声音。你做分析因为你不炒股，因为你炒股做分析，那就不一样了。不做股票做分析，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提供给他们，或者说我做分析做研究的目的不是给我自己炒股，而是给所有人炒股，读者可以从这些信息中得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不敢说可信度，但起码这是一个不同的角度。你可以信它，你也可以拿他做参照,做比较。

　　我们提倡的信息价值理念，是透过这样一些努力来实现的，这个工作我们坚持的很好，还在逐渐加大。我认为是和大多数媒体很不一样。有一些报纸也做一些，但无论从比例上，深度，还是试图给读者施加的影响力上，都不如我们。

　　既然很多券商、投资机构可以做行业，公司推荐，价值推荐，为什麽媒体不能做？做完之後，除非我们在竞争中发现我们做的是垃圾，否则他一定有他存在的空间，我们也不介意这种竞争。我们要参与到这种竞争中，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水平不比他们低，那我们相信再往下做我们的水平要比他们高。

　　我们自己很少用投行的东西，你如果在A、B投行之外，还要看我们的，我们就觉得我们来做非常有必要。我们和投行的报告最主要的区别是他们有自己内部公司的利益诉求，既然读者愿意到中金或投行拿报告，他就有可能愿意到《投资者报》来拿报告。不是说中金做了，我就没必要做了。他们到年底的时候才开报告会，那我天天都开报告会。也许你现在认为中金的报告好，但5年以後，你就不这麽看了，那时候你会说，《投资者报》做的东西才是最让人放心的。

　　路透：很多媒体都在做大做强，经济观察报却出来了一个《投资者报》，来做细，这个是出于什麽样的考虑？

　　赵力：在《经济观察报》的时候，我们在第三年，第四年就做过一个完整的做日报的方案，但被我们在内部就否定掉了，因为我们认为日报在管制存在的状态下，实际上前景非常有限。因为信息的数量本身，不足以支撑日报。尽管日报的信息比较及时，他们满足了非常重要的需求，但他们的东西被网络用非常低的成本拿走了，所以对他们报社来说是很不划算的。此外周报的销售期比较长，保证能够了它的发行量，日报的发行量做不大的话广告来不了。在中国要把发行量做大限制特别多。发行要借助邮局，邮局不是个商业单位，成本上不可谈判。

　　新闻的读者有两种需求，一种是信息的需求，一种是评论、观点的需求。投资圈内的评论和观点就是什麽东西值得买。在《投资者报》的网站上我们准备新开一个“编辑部直播”的栏目，解决这个“快”的问题，像一个个小博客，让编辑把他们的想法贡献给读者，把资金流向整理，公司变动整理，数据、观点等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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