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以正常的寿命计，通常情况是在两个与三个“30年”之间。那么一个人的“30年”对于其生命史来讲，也就实在是很重要的事情了。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从1978到2008，30年。此30年对于中国的新闻事业、报纸事业、传媒事业来讲，也是可圈可点可评可说的30年！我庆幸自己这30年，与中国的新闻报刊、杂文评论紧密相关。

　　我的这30年又可分为前10年和后20年：前10年主要是杂文，后头则正好把《河北日报》的一个言论专栏“杨柳青”经营了20个年头。我自己有一说：“有志于从事笔耕事业的人，一定要让名字活在自己的作品上。”回过头去看30年，我没有食言。

　　文革10年中，我发表过国际评论等文章（有的还颇有影响），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时候一般人是不可以用个人的名字署名的。

　　1978年，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作品，是一篇杂文，题目是《谈谈“个人奋斗”》，发表在该年9月《中国青年》杂志的“复刊号”上，也可以说为当年冲破“四人帮”精神牢笼、解放思想出了一点力。

　　此后的10年间，我在全国的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百篇杂文，有几篇产生了些影响。比如发表于1981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的《我劝有志者》被收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发表于1983年10月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从“试试看”起步》被江苏、上海的中学语文课本收入；数十篇杂文和杂文论漂洋过海，为美国《时代报》所转载。我之对于杂文，可以认定为有所贡献的是：1983年主力筹创了中国第一个省级杂文学术团体——河北省杂文学会，而且被公推为秘书长；1984年主力筹创了中国第一家以刊登作文为主的报纸《杂文报》，被河北省委宣传部任命为“专职副总编辑”，主持编务。美国《时代报》在《杂文报》创刊后不久即用大半个版的篇幅来加以介绍和评论，说是：“中国反‘左’告捷，文坛欣欣向荣，《杂文报》应运而生。”这真可谓精当之论，把《杂文报》这一新生事物放到了中国反“左”的大时代背景下来看，其意义就更加清晰了。

　　1988年初，我调入河北日报社，总编辑叶榛和编委会决定，在头版开办一个言论专栏，署名“杨柳青”，由我一个人来主笔。我认为很有意义，于是答应下来，并且表示：“只要我不死，我干它10年，20年。”从那时起，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杂文的“四要素”（情感、哲理、文采、形象）融入党报评论，曾经提出一个“死活论”：杂文评论化则杂文死，评论杂文化则评论活；二是咬紧牙关拼命，坚持干了20年。

　　我聊以自慰：30年间，前10年我在杂文的写作、办报刊和研究上用了点功，后20年我在新闻评论（党报言论）的改革上做了些事。

　　我聊以自慰：20年“杨柳青”为河北省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进步、舆论监督、两个文明做了传道解惑、扬清激浊的许多实在事。

　　我聊以自慰：20年“杨柳青”的实践，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也赢得了中国新闻界几乎所有的奖，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印记。时势造英雄。

　　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反“左”告捷，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在杂文上的做事，不可能出来《杂文报》；同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背景，如果没有《河北日报》几任主事者的明智，纵然我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有“杨柳青”20年的坚守。连续20年不中断，在中国报纸史上没有先例。为什么能够这样？是整个社会比较稳定使然。我们看一下中国新闻史、评论史、杂文史、专栏史，大家大手笔如赵超构先生，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以“林放”为笔名主持杂文专栏，1956年开始，到1966年被迫中断；1982年才得以恢复，可先生老了，1992年逝世。前后两个10年，硬就连不上！这“连不上”的原因在哪里？在时代，在生活，在遇上了文革10年浩劫。如果没有文革的无情干扰，我坚信林放老一定会从1956年到他逝世的1992年，坚持36年！正是在这个重要意义上论，“个人英雄主义”是行不通的。像鸟儿离不开大气层一样，我们只能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生存、生活和做事。只能在时代给予我们的舞台上，尽力演出些活剧，做出些实事。

　　中国的30年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国家民族、国运国力、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带来怎样了不起的积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显得越来越清晰。我有幸生活在这个历史环境中，在整个中国的新闻事业中，做了杂文和评论两件事。平凡者如我，时代不会过分地要求我，我尽了些力量，出了些成果。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可以不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羞愧悔恨了。我曾经在我的博客上写过这样两句话：“过去，沧桑历史有我，曾经的人生，我聊能无怨无悔；如今，青年世界无我，未来的岁月，我力求有始有终。”时代仍在前进，生活不会停止，只要我的生命没有完结，那么，由我自己择定的新闻事业就总得继续做下去。这一点毋庸置疑！（作者为河北日报高级编辑，韬奋新闻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