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前七八年在“左”的禁锢下办报,其后30年在改革开放中办报。从禁锢到开放的大转折时期，我们精神亢奋，但也有过困惑和压力，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那时我在《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站工作，常在农村采访，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强烈要求生产自主权的呼声，与日俱增。当时正值冬种，我便写了一篇《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述评。刊发在《南方日报》之后，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到报社，说我的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农村工作越来越难做、农民越来越难管了。他当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长期以来农村工作包括耕种这类具体的农活，都是按“长官意志办”，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不仅农民说了不算，生产队长说了也不算，县里统一规划，公社督办，农村大队干部抓落实。当时有一种说法，只有三人会耕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有的说两人，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这种做法也有抵触。就拿冬种来说吧,在“以粮为纲”（实为“以粮唯一”）的指导方针下，只能种小麦。农民说，小麦种瘦田，影响明年的早造和晚造，三造与两造的总产量是一样的，建议冬种轮作，有时种小麦，有时种蚕豆或蔬菜，有些田实行冬季休耕。这种轮作的保持地力的做法是农民长期实践的经验之谈，但冬种的面积是层层下达的，谁完成不了谁就要挨批，因此农民的意见长期得不到采纳。春耕播种时间也统一，因过分强调“早”，秧苗常因倒春寒冻死。三中全会之后有了中央政策的支持，农民要求生产自主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报社领导了解情况，当然对那位公社书记的批判文章不予理睬。

　　生产自主权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当时总的来说就是思想僵化。三中全会后不久，省委派了一批工作组奔赴各地检查全会精神贯彻执行情况。《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区汇文受指派到梅县地区检查，他根据平时掌握的材料和内部看到的一些材料，在平远县作了一个形势报告，谈到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发展速度，讲到了我们的差距和紧迫感。当地很多干部不知道外界经济发展状况，好久没有听到这类报告，自然觉得有些新意。报告会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声。但掌声过后，一些人碰在一起一议论又觉得不对劲了，一封告状信告到了报社，帽子够吓人，说区汇文鼓吹“大陆不如台湾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好”。报社领导当然清楚区汇文的报告没有错，便找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平远县委书记问怎么回事，那位书记说，内容不错，只是讲话的时机和场合问题。区汇文讲话的对象是县委直属机关干部和公社领导干部，时机、场合按理也没有错。但县委书记讲的也是实情，在当时这类干部中有不少人思想转不过弯来。

　　二

　　那时中央文件改变了层层传达的方式，直接广播、见报，比如“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消息就是这样做的，有些地方正在按惯例集中对这些人训话，有人就反问“我们都摘帽了，你们没有听到广播？”时不我待，中央急于将政策贯彻下去，而习惯按老路走的人自然难转弯子。当时对“大包干”的责任制很多人想不通，有的人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的主要是中层干部，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两头通”、“中间梗塞”。也就是中央、省这一头是通畅的，认识比较一致。另一头就是农村生产队长加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们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对“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肤之痛，他们对三中全会精神非常拥护，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而相当一部分县和公社领导以及小部分地委领导思想是不通的。省里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责难之声不绝于耳。

　　我至今仍记得关于农村实行农田“大包干”的争论。《南方日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些正反典型进行报道,当时报纸常出现的的流行语就是“放宽政策”。但当时有些地、县、公社领导想不通,认为现在已够乱了，再放宽还得了。在省里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些人在会上责难《南方日报》的报道，放言“《南方日报》这回跑不掉了”，要“秋后算账”了。时任《南方日报》党委书记的丁希凌和另一位领导陈培（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在会上讨论时，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丁希凌还找到梅县地区简报组，请他们支持，将他的发言登在简报上发给与会人员。

　　这种情况一直到1981年之后才有了改变，一方面是中央加大了政策宣讲和纠“左”的力度，另一方面农村两年的实践证明了三中全会正确，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把人们的观念转变了。1981年4月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到梅县地区调研，我随同采访。我们来到五华县，县里介绍1980年全县普遍实行“大包干”之后，收到了“吹糠见米”的效果，全县出现了“一高十多”（积极性高，粮多、钱多、牛多、建新房多、买高档商品多、办喜事多等）喜人景象。有些农村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交公余粮。任仲夷一路走一路看，听干部汇报、与农民交谈，听到的几乎都是对生产自主权和“大包干”责任制的赞许声，他显得异常兴奋。他离开梅县地区前发表调研谈话时对农村的形势归纳为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他说，“顺心”，就是顺乎了群众的心意；“顺手”，就是干部指挥生产顺当了；“顺路”就是顺社会主义之路了。我根据随同采访来的材料以及任仲夷的讲话精神，写了一篇通讯，标题就是任仲夷讲的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这篇通讯发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任仲夷谈话精神的传播对推动农村经济政策在广东的进一步落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

　　凡经历了“文革”的报人，都深受“阶级斗争工具论”的祸害，办报不讲真实性、不讲自身特色，一味强调为路线斗争服务，层层对口径，地方报对中央大报，中央大报对“梁效”（“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报人才真正回归到报人的真实位置上来。我们那时完全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不遗余力宣传三中全会政策。当然也有压力，虽然有三中全会的“尚方宝剑”，但三中全会讲的是大原则，具体的实施要在实践中探索，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些利民措施又有新的突破。我们的报纸迎难而上，在大转折的重要关头发挥了权威性和战斗性的作用。

　　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们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与时俱进，发扬探索精神和创新的勇气，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作者为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南方日报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