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孙宇挺直奔首都机场。此时距汶川大地震仅过去九十分钟。

　　作为中新社总社第一名深入灾区的记者，此刻他和同事们再度踏上雅安、小金、马尔康直至理县的一线。此前，孙已在本次地震的重灾区北川待了四天，亲眼目睹了被称为“人间惨剧”的北川中学现场。

　　孙曾在废墟口与被困学生对话，为一些伤员送水送食物，和援救人员一起清理碎石。他听到，一声声的“妈妈”穿透废墟直达地面。他看到，躺在眼前的逝者，一个，又一个；一排，又一排。他坦言，“心里很愧疚”。

　　巨大的无力感，是很多奔赴震区一线记者的同感。面对生命逝去的死者的无奈，面对痛失亲人的生者的无言，语言在此刻显得苍白，默默擦去泪水，记者们只有执起笔、端起相机、拿起话筒，才能痛泄自己的激情。

　　新华社派出近百名余位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三十七位记者，中新社有四十多位同仁活跃在前方，中央电视台、四川卫视迅速开通二十四小时直播至今……

　　所以，在过去的七天七夜里，我们看到温总理在镜头前的疲惫，看到军人们不畏牺牲的冲劲，看到一心救灾的援助人员和志愿者，看到无私的教师舍己救学生，看到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生命换回孩子的安然……

　　也正是通过一位一线记者的QQ即时消息，我们知道了五月十三日在都江堰“年过花甲的总理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新华社徐壮志作为首位进入震中映秀镇的记者，十四日传来最直观的照片以及文字叙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消息则通过收音机、网络音频、文字同期直播，政府在灾区各地空投收音机数万部，为封闭的灾区打开了一扇“天窗”。

　　天涯社区一篇帖文情深意切：“同事全家老人孩子在地震中失散，希望找媒体呼吁社会救援。这就是灾难面前，我们对媒体的依赖。”

　　灾难当前，媒体的及时信息为国人带来安心，谣言在透明的信息发布前“止于智者”。

　　我们看到很多，却唯独没有看到记者。

　　但是，在微弱烛光下奋笔疾书的、跟随部队急行军赶赴震中的、分发食物衣物的、安慰被困者和生还者的、帮助幸存者寻找家属的，都有中国记者的身影。他们跋山涉水、穿越重重障碍，来到震区现场；他们此时不仅是记者，更担负了社会义工的角色。

　　一位川籍老记者的八旬父母在此次大地震中奇迹般逃生且毫发无伤，这位身负采访任务的记者除了在电话中嘘寒问暖外，含泪忍痛道：“儿忠孝不能两全……”此刻，他选择尊重自己的职业。

　　“亲爱的澜澜，请原谅我这次到灾区采访时的不辞而别。离开重庆快三天了，我很想宝贝朵朵。我走的时候，她还在生病。我相信，没有爸爸在身边的日子，朵朵会变得更加坚强……”重庆晚报摄影记者冉文，在理县经历余震后，给老婆和孩子留下了一封这样的遗书。“但愿老婆和孩子能够理解曾是军人的我”，他说。

　　而跟随国新办赴灾区采访的首批境外媒体，十六日在去往四川绵竹县的路上，尚有诸多问题向发言人发问，当他们辗转抵达绵竹县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绵竹县汉旺镇等重灾区，眼前的满目疮痍，不时有身着橙色制服的救援人员抬着裹在黑袋子里的尸体从身畔经过，他们集体沉默了下来。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痛恨自己的职业。我宁肯没有这个报道机会，哪怕终此一生跟他们从不相逢”，一位记者在自己的博客上甚至这样写道。

　　事实上，任何灾难面前，记者和普通人一样。灾民在受伤后，可以获得救助，而救助人员本身则需要连续不断暴露在惨烈的场面中，“大量现场记者心理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惨烈状况，加上身体疲惫，精神受到创伤很大”，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直言。他告诫年轻的记者们，“四川之行决不仅仅是采访，必须做好承受巨大心理打击的思想准备”。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红缨在她的手记中写道：“记者在灾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有，那就是尽可能铭记一些生命，以及灾难中不灭的人性，传递希望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