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胡舒立的故事无论如何都像一部传奇。与共和国相差无几的年龄，个人经历无处不隐约闪现国家命运的印记。

　　“胡舒立是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一位采访过她的周报主编谈起胡舒立印象时对我说，“进入新闻行业后，尽管走过弯路，但她始终能够把握住时代的潮流，并自觉地用职业记者的独立思考和专业主义精神参与和影响着时代的变革。”

　　使用任何搜索引擎检索，有关胡舒立的文章都达数千条。不过，与其他名人明显不同，她的个人访谈和照片非常稀少，以致于许多跟随她的传说更像是一次次试图向她靠近的努力，虽能感到气息灵动，但却难以洞察本质。

　　“原因很简单，”胡舒立对《中国经济时报》说，“我自己是新闻人啊，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可以报道的。”

　　北京朝外大街泛利大厦10层，偌大的平面上几十张电脑桌被不高的隔离板划分成不同区域，这是《财经》杂志和《财经时报》的办公区。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发碧眼的外籍人士，《财经》杂志的实习研究人员。

　　大平面周边并列几个房间，胡舒立的办公室就在其中。这是10月22日，一个晴朗的下午，窗户外阳光明媚。

　　“在自己喜欢的媒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中国经济时报：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你39岁离开《工人日报》，45岁创办《财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是在不惑之年开始立业。这对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中年人来说，是不是种冒险？是怎样的机缘给了你勇气？

　　胡舒立：这有什么冒险的？我也不能干别的事情，无论是去《中华工商时报》，还是创办《财经》，都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只好来做这件事。我没有机会成本，所以，不需要什么勇气。

　　我这个人是比较保守的。如果说我在一个地方做，觉得做得很好，一般就“不动”，我一般都会倾向忠于自己服务的单位。

　　中国经济时报：但在外人看来，你那时在《工商时报》做得很好啊，像对汪辜会谈的采访、一系列经济事件和改革政策的报道评论、“金融家采访记”专栏等的影响都很大，也为你赢得了“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的美誉。是不是本来做得很好，但又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胡舒立：我自己觉得不够好。另外，还要看报纸本身是否处于上升阶段。

　　中国经济时报：人到中年后，多数记者或走上领导岗位做媒体管理工作，或转而从事一些相对稳定的工作，少有西方职业记者那样的“常青树”。不因为年龄的关系束缚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名记者，你觉得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

　　胡舒立：我就不太在乎当什么。比如说，在一个媒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是当上总编辑就好，做普通记者就不好，我对职位没有想法。我就是想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媒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中国经济时报：你喜欢的媒体是什么样呢？

　　胡舒立：第一，写的文章可以发表，这是记者普遍的想法；第二，这个媒体是比较富裕的，这个富裕主要是指，报社要有足够的编辑部预算，支持我去现场采访，使我不需要让被采访对象出钱才能采访。第三，这个媒体从整体来讲，具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高水平报道，因此可以令我感到自豪，愿意为之奉献。我出来创办《财经》，很大程度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和朋友们一起办个我们喜欢的媒体。

　　中国经济时报：《财经》的编辑费用是否比较宽裕？

　　胡舒立：那当然。所有我们的采访计划，都是可实现的。

　　中国经济时报：费用的预算是固定的吗？

　　胡舒立：不仅是固定，而且充裕，标准比较高。因为新闻必须有现场，而现场采访的前提就是编辑部费用充裕。我觉得，个人的工资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编辑部费用充裕，要表现在所有编辑记者的工资水平高于行业一般水平，以致于你可以稳定这支队伍；同时记者可以去任何有必要去的地方出差，足够的采访费用使你在竞争中永远有比别人更优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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