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也就是说，这种转折不是在某一时点上完成的？

　　胡舒立：对，不是在一刹那间戏剧般地完成。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你在《工人日报》和《中华工商时报》以及国外进修的经历，为日后创办《财经》杂志做了哪些积累？

　　胡舒立：在《工人日报》主要是做日报，还有严谨性锻炼；后来的《中华工商时报》，是一个市场化的媒体，对创造性有很高要求。在报纸工作时，我的职业经验比较全面，在编辑部工作过，也当过驻站记者；做过国内新闻也做过国际新闻；做过政治报道也做过经济报道，跨度比较大。另外，《工人日报》的综合性媒体特征和《中华工商时报》专业型媒体的特征差别也比较大。我的媒体经验不是很专，但应该说是比较全。

　　“在一个好媒体当一辈子记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中国经济时报：对你来说，现在这种严格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做新闻的过程是享受还是苦痛？

　　胡舒立：《财经》是比较辛苦了，比以前的工作量是要大一些，我也已经习惯了。因为原先总是有借口：我即使写成这个样子也不一定能登啊，或者你没有条件写，比如说，想去采访却不能去。但是，当你把一切条件都创造出来以后，你就发现，想把稿子写得更好，心里原有的那个标准也提升了。这种辛苦，当然也是心甘情愿的。

　　中国经济时报：你一天要工作多久？

　　胡舒立：看前期还是后期。一般都在十几个小时。

　　中国经济时报：从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财经》奖学金，到与徐泓教授合作创办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开发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项目，最近几年，你对财经记者的教育培训倾注了许多心血，最初的动议、设想是什么？

　　胡舒立：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嘛，为新闻业整体做些事。做了一家媒体，有一点富余精力也不可能再做另一家媒体，就搞一点培训。

　　中国经济时报：在国外媒体，记者在职教育的情形怎么样？

　　胡舒立：西方新闻界特别重视记者在职教育。工作一段时间后，参加一次短中期的培训，再上一个台阶。我们当时办《财经》杂志奖学金班，就是受了这种启发。

　　中国经济时报：《财经》杂志有没有记者的教育培训计划？

　　胡舒立：《财经》的记者培训是很有计划的。前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安排国内或国外培训。今年，仅仅去国外接受四周以上、一年以内的短中长期培训的编辑、记者共有6个人，还不包括在国内在职读学位、上培训班的。对年轻人来讲，成长机会和空间是第一位的。

　　中国经济时报：你不怕记者经过培训后会跳槽？

　　胡舒立：我们明显地发现，员工经过培训以后，就更愿意留在《财经》了，这是一个正循环。《财经》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基地，他们经过学习，更容易认识到实践基地的宝贵。在一个好媒体当一辈子记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学得多了，见得多了，这个道理就更清楚了。

　　胡舒立谈起话来反应机敏，语速极快，爽朗的京腔抑扬顿挫。坐在暗红色的沙发里，她不时前后移动身躯，以便在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寻找一个舒服点的姿势。透过浅茶色镜片，她的双眼闪动着机警和睿智，也透出和蔼友善。

　　采访很不容易。对所有涉及坎坷经历和家世背景的问题，她都一再固执地以自己特有的强势语言改变了指向，轻描淡写间，省略了为众人乐道的传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啊，下一个问题。”

　　“胡舒立是什么样的人？”对这一问题，不同的人拿出的答案恐怕会千奇百怪。一小时的采访和此前的片段接触不可能让我读懂她的传奇，但她率性的答问多少仍有助于我们理解她的作为。

　　比如，她的勤奋刻苦和坚忍不拔。外界有许多关于《财经》获得新闻线索和独家采访权优势的传闻。一般认为，是胡舒立早年间建立并逐步加深的与上层人物的“铁杆交情”。

　　“重要新闻线索都是舒立一点点采访和积累出来的，”杨大明告诉《中国经济时报》。杨大明是胡舒立的大学同班同学，两人是自《中华工商时报》至创办《财经》十几年的同事，今年10月8日，刚辞去《财经时报》总编辑一职，重回《财经》的杨大明现为该杂志联席主编。

　　“天道酬勤，”杨大明说，“一次两次三次许多次高质量的采访写作后，许多人逐渐成为重要的新闻资源，这些人脉关系在《财经》内部进一步整合后又做到了资源共享。”

　　至今，杨大明还清楚记得在《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月2日改日报的第一期版面上，胡舒立发表的占1／3版篇幅的评论——“改革没有浪漫曲”。杨说：“这篇文章社会影响非常大，也成为她在中国财经新闻界产生重大影响力的标志。后来才知道，她写这篇文章用了整整半年，也恰恰是那段时间，她开始对中国经济学界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年是场冒险，回顾我们的访问，胡舒立虽然不愿谈得太多，但平实的话语中，仍不能完全掩饰同龄人身上罕见的果敢与坚毅。

　　再如，新闻的专业主义（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和职业精神。什么是新闻的专业主义？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看来，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学中的重要概念，核心是新闻报道的客观性（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目标是服务于全体公众，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在具有商业和政治双重性质的机构中，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以此获得公众信任。

　　展江分析，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主要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也就是说，在商业社会环境中，媒体可以是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市场的，用专业的价值观和力量加强新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自我约束，成为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这是舒立非常突出的理念，”展江对《中国经济时报》说，“她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领悟者和实践者，不是阐发者，新闻专业主义不仅使她渐趋理性，也为《财经》赢得威望。”

　　又如，对《财经》的关注范围。“最重要的是《财经》本身的定位，实际上，自1994年至今这10年，她基本以财经新闻为主要关注领域，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如法制建设、体制改革、舆论监督等，像03年的ＳＡＲＳ报道做起来就很得心应手。”杨大明说。

　　这就是胡舒立。自诩“在一个好媒体当一辈子记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每期杂志出刊前，要开两次编前会，最后两天和所有相关记者编辑通宵达旦等待杂志发排；重要文章都一字一句推敲修改，无数个夜与晨的交替，都是一边改稿一边看着东方的窗子慢慢变白变亮；亲自撰写《财经》的每一篇社评，以“财经观察”专栏引人关注；每次拿到新出版的杂志时欣喜之情均溢于言表，对漂亮的美术设计惊叹不已；性情率真不懂掩饰，也留意倾听大家的声音和想法；看似果敢的决策前一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看似粗枝大叶却细心到在同事生日、相邻媒体创刊纪念或节假日到来前请秘书准备蛋糕、花篮和冷餐会……

　　看着自己带过的年轻编辑记者的逐渐成熟，私底下，胡舒立曾悄悄对朋友说，“我最乐意的事就是写稿子。等终于有一天可以把《财经》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们，我就做《财经》的首席记者，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的话放在这里竟如此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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