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媒体应该有这样的发展逻辑：投入是充分的，内容是有质量的，经营是有效率的，稳定发展是可以预期的”

　　中国经济时报：话语权来自两方面，自身是否专业和环境是否允许。对媒体而言，去年ＳＡＲＳ期间几乎出现了集体失语，有时却相反，出现话语权“滥用”现象。在商业利益、市场压力和舆论环境下，媒体往往会放弃一些原则。

　　胡舒立：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新闻人作为一个群体，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去应对所谓的压力。每一项工作都有由于承担的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压力。记者和警察、法官、医生一样都会面对压力。但是，新闻工作是社会良心的守护者，是小心社会撞上冰山的了望者，没有什么借口不去做得好一点，更不能以压力为借口放弃原则。

　　中国经济时报：在各种现实力量的重重挤压下，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不得不妥协的事例，特别让人感触的，就包括来自市场方向的压力。《财经》怎么能做到保持独立性，不屈从于商业利益呢？

　　胡舒立：独立性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现实可能。我认为新闻人要有理想和独立意识，但其从业的媒体，也一定要有比较充分的投入，然后，追求经营的成功。《财经》的成功并不只是编辑部努力的结果，尤其不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当然编辑部做出比较有质量的内容，以便于经营部门更好地经营。但如果媒体不能实现财务上的成功，就很难保持独立性。

　　我想，成功的媒体应该有这样的发展逻辑：投入是充分的，内容是有质量的，经营是有效率的，稳定发展是可以预期的。经营成功，必须是明确目标。现在有些媒体恰恰相反：投入是不充分的，经营是低效率的，发展有明显的不稳定性。那为什么还能维持运转呢？因为靠不断的短线的行为。比如，通常被称为“扎钱”的行为，且不说“扎”这个动作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扎钱”的最大缺点是不可能维持媒体的长线运转，以致于不得不放弃很多原则。这实际上是两种模式的区别，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办媒体，还是仅仅凭愿望、或者垄断优势办媒体。

　　中国经济时报：这种投入充分、经营高效的商业模型显然适用于新兴媒体的搭建与实践，传统媒体要完成转型并不容易。

　　胡舒立：按照当前的改革趋势，我觉得传统媒体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另外，媒体市场肯定还是会进一步整合，而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

　　“没有想到新闻有可能如此深入地参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并且自身得到如此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有报道说，你对别人称自己“天生是记者”颇不以为然，认为“我所追求的深刻是肤浅的新闻无法给予的”，是这样吗？

　　胡舒立：这些报道，第一我不记得，第二没有“颇不以为然”。我经历的年代跟你们不一样。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革期间，新闻业威望空前低落。文革结束后，对新闻的定义、新闻工作的社会功能都是有争议的。所以我自己不是很想当记者，但我被迫选择了当记者，因为我是新闻系毕业的，除了新闻，别的工作我也没有本事做呀。

　　大的社会动荡过后，年轻人一般会倾向于远离社会动荡，在书斋里做学问。1978年我上大学的时候，不会想到20年后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也没有想到新闻有可能如此深入地参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并且自身得到如此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可否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近10年来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情况？

　　胡舒立：1992年以后，我到《中华工商时报》当海外部主任，直至1998年创办《财经》杂志。我觉得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新闻的报道内容和题材内涵在不断扩大，从早期关于改革政策的报道到企业报道，到90年代后期，显著地增加了资本市场和银行业的新闻，这些过去被认为难度比较大、专业性比较强的内容，越来越成为大众媒体的需要，而且在读者中有强烈需求。同时，这些有关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新闻报道也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改革，成为增加市场透明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在这里，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中国经济时报：10年前，你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一年。这次学习和1987年受世界新闻研究所Ｗｏｒｌｄ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邀请赴美进行的半年旅行采访，给你的职业生涯、新闻理念带来了什么影响？可以说是你事业或人生的转折点吗？

　　胡舒立：这两次去美国，对我业务水平的提高、对职业生涯的认知和理解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但很难说哪一个是转折点，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直是这样。

　　中国经济时报：一直怎样？

　　胡舒立：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比较一以贯之的，需要每天不断地通过在国内外的学习和实践，予以丰富和提高，而且，经常是在探索之中。我不认为某一次在国外的经验会成为一个多么决定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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