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你对职业记者怎么看？

　　胡舒立：我觉得当记者挺好啊。但就是要在你喜欢的媒体，发表你喜欢的文章，并且有充足的采访费用。在美国，很多总编辑退下来后改当专栏作家，我们称之为“能上能下”，其实这不是简单的“能上能下”问题。专栏作家每周只写一篇文章，没有压力，有不低于原先总编辑的工资，有高标准的旅行预算。为“官”而不以官为“本位”，关键还是媒体提供不同的岗位，不同类型的施展才能的机会。

　　“经济不仅是新闻题材和报道对象，而且是一种分析方法。‘到位’是《财经》的一个基本标准”

　　中国经济时报：创刊至今，《财经》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胡舒立：我自己没有总结过，只是觉得《财经》发展挺艰难的，每天都是一个阶段。创刊之初，感受到的竞争不是很激烈，现在的竞争比较激烈。

　　中国经济时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竞争加剧的感觉？

　　胡舒立：没有明显的时点。或许与互联网的发展有关，传输及时和方便阅读有利于媒体的资讯获得。当然，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也有助于我们写出更高质量的报道。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什么是高质量的财经报道？

　　胡舒立：财经报道应该做到对中国经济转型有比较如实的描述和记录，《财经》力图不简单化，对复杂事物有清晰描述和准确记录。

　　中国经济时报：许多人认为，《财经》的强项是“敏感到位的经济政策分析＋揭黑报道”，从创刊号的“琼民源”到后来的“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田”“德隆”等，揭黑报道似乎一直是《财经》最有威慑力的“重磅炸弹”。在编辑方针上，《财经》对宏观经济政策变革、事件或人物报道如何定位？

　　胡舒立：我们自己不这样分类。我们主要分成这样几种，一是调查性报道，对某一事件进行调查，然后把事实真相说清楚，通过案例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比如，我们最近的封面故事《珠光讼案》，调查前后持续了三、四个月，文章成熟后等待时机刊登。调查性报道可能包括你说的批评性报道。二是事件性报道，即当新闻事件发生后，立即做出反应，但时间比较短，不是研究完整的案例，而是记叙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分析背景、深层原因和未来走向。比如，前段时间我们发表的《逐鹿广发证券》。三是对大的政策变局进行前瞻性报道分析，比如，我们10月初做的《乡权之变》，讲述随着税费改革的深化和农业税的取消，农村基层政权将会发生的变化，政策性比较强，属于趋势性报道。此外还有人物专访，必须是非常权威的人物，正式接受《财经》专访，而且必须谈得很有份量，这也是我们的重头报道。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注意到，除经济事件和财经人物外，政治、法治、社会、人文的非财经类命题也会成为《财经》的着眼点。比如，刊登《乡权之变》的那期杂志就有《中国精兵之路》；刊登《珠光讼案》的那期则有《黑龙江省高层“换血”》，分量都不小。《财经》如何把握重心？

　　胡舒立：《财经》基本还是关注经济问题。经济不仅是一种新闻题材和报道对象，而且是一种分析方法。

　　中国经济时报：《财经》的文章不但展示了专业水准和锋芒，而且，“独立、独到、独家”的办刊方针为杂志赢得了尊严。在你看来，《财经》成功的秘诀或者因素是什么？

　　胡舒立：没有什么秘诀啊。成功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确实建立了权威性，形成了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二是经营，就是建立了品牌，有了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想从这两个方面讲，《财经》可能可以算是初步成功了，但是未来路还长，挑战还很多；而且，成功本身，偶然因素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成功本身都是有偶然性的，而且一定是不断摸索、不断反省、步步为营的过程。我看网上有些分析文章，把《财经》的“精心运作”，写得挺神乎其神的，我看了都很惊奇。

　　中国经济时报：《基金黑幕》后你曾写过一篇评论《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认为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现在，媒体面临诉讼官司的现象很多，《财经》亦未幸免，从世纪星源到海南凯利，媒体的话语权、报道权受到了挑战。

　　胡舒立：有些官司已经判了，我们输了。有的还在进行中。我觉得，我们输掉的几起官司，确实让人觉得不服气，显示了法律在维持媒体监督权方面的缺失，令人感到遗憾，但中国的媒体批评报道出现纠纷，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本身也包含着进步。而且，纵然是不应当输的案子，输了，教训也非常深刻，现在已经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失败的案例，仍然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道路上一块被辗碎的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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