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长春的天气很好，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但阳光依然温暖。交谈的地方是“小崔”在长春拍戏期间居住的宾馆，采访刚开始他就很细心地叮嘱助理把空调暖风打开，尽管他自己还穿着一件毛衣。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荧屏后的实话实说。

　　崔永元的“说话”生涯，分两个时段。用他的话说：1987年开始出声音，1996年开始出图像。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中有了“记者崔永元报道”的声音。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专业毕业后，电台记者成了他的第一份职业。

　　来到央视之后，崔永元先后策划并主持了电视节目《实话实说》、《小崔说事》、《小崔会客》、《电影传奇》、《我的长征》等多个节目。跨入广播电视行业20多年来，他以自己饱含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职业精神，赢得社会大众的欢迎和喜爱。主持人李涛曾经笑谈：“崔永元是1996年成为央视主持人的，据说当时他自己都没信心，担心自己的形象。当时主持人这个行当还是俊男靓女唱主角，没想到，观众却喜欢他的真诚实在、没有冠冕堂皇的空话套话，甚至有观众亲切地称他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可见他这种平常人的形象得到了观众的认同。”

　　开始“说实话”

　　中国电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实话实说》是当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开创性节目。

　　作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于1996年春季推出的一个新栏目，《实话实说》超越了传统封闭的电视产业模式，在电视业界展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甫一亮相，就以其新颖的形势、独特的内容获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实话实说》类似的电视谈话节目在国外被称为“脱口秀”（TalkShow）。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经过反复实验、多方咨询、不断改进，终于在1996年3月16日播出了首期节目，继而在4月28日正式定期开播《实话实说》。崔永元因为《实话实说》而被广大观众熟知，他说：“在自由市场买黄瓜，小贩见到我高兴地问：你是《实话实说》的‘报幕员’吧？”

　　《实话实说》侧重的是真实谈话。据崔永元回忆，与《实话实说》同时期的访谈节目都是先写稿子，领导审查之后方才录像。《实话实说》则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采取先录节目再审查的方式。“其实说《实话实说》有多尖锐多深刻，也谈不上，观众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一是因为风格轻松好玩，像相声；二是听到的声音多，同样一件事，可以听到好多种声音。它是一个集纳声音的平台。”《实话实说》的节目现场是鲜活即兴的，要准备得很充足，制作节目前要看很多资料，针对一个案子往往需要调查半年。“我们一直坚持这个做法，但是这样做成本很高，付出得也多。”

　　第一期节目“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播出来之后，崔永元当时正在当时的广电部的大院上班，下班出来打车，出租车的司机拒绝载他，原委是司机不同意节目中他的观点，“那你也不能不拉我。”崔永元硬坐上了车，司机一脸不高兴，二人一路吵了30分钟，“相当于一期节目的时间。”崔永元现在提起这个仍然觉得很有趣：“后来他想明白了一点，他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他说：‘拾金不昧是中国传统，要回报那成什么东西了？’我问他如果有人丢东西在你出租车上，你能还吗？他说当然能了。我告诉他一个数字，每年丢在出租车上的东西有多少件，原物返还多少件，返还的比例很低，于是他不说话了。我说：‘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的人天生善良，有的人打死也不会做拾金不昧的事情，有的人则需要教育和引导。我认为对于拾金不昧来讲，回报机制就是一个推人向善的机制。’后来那司机挺高兴，到地方还没要车钱。”讲完这个，崔永元咧着嘴又笑了。

　　在《实话实说》中，崔永元充分展示了他的幽默和睿智，并把一种风趣而不失严肃、大众而不失深刻的风格深深地镌刻在了节目中。

　　做到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火了？崔永元觉得这个界限并不是很明显，他也没有刻意地去感受是否成名。在做《实话实说》之前他已经跑了11年的采访，全中国每个地方都去过三遍，而且特别热衷于这份工作。到电视台做主持人之后，崔永元最大的感触是“跑的机会少了”：“做节目用的都是我以前的积累，之前做文字记者，没有人在意你，做得多好也没人知道。电视采访呢，老有摄像机对着你，可以与大家一起分享。我总在心里想电视采访是真的采访么？电视采访要化上妆，穿上西服，一百多人围着看，我很不适应，有点像表演。这样的状态做了三年，就特别累了。一次做节目我跟我们技术说把我的音量推起来，别让我嚷着说话，这样才真正找到了主持的感觉。你现在看我的节目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忽然声音就降下来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采访。”

　　崔永元时期的《实话实说》，至今仍是国内众多谈话节目望尘莫及的。2002年，《实话实说》在早间节目中的收视率达到最高，为5.04%，收视份额为70%。“新闻联播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个节目能达到10%就不容易了。我们只是占了个先，正好赶上早晨看电视的新浪潮。”崔永元这样解释自己的成功。基于《实话实说》的高收视率，央视将其播出时间安排到了晚间的黄金时间。晚间的观众存在严重的分流问题，然而《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一直没有掉出过所有节目总排名的前十。

　　“实话”不好说

　　“《实话实说》还是非常强烈地打着崔永元的商标，怎么揭，恐怕这个商标都不能被揭去。”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我觉得我母亲说的是对的。”2002年10月，崔永元离开主持了六年之久的《实话实说》，他觉得母亲的话才是真理：“要学会做一个平凡的人。”在主持工作之外，小崔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然而，人们提到崔永元，一般就会“条件反射”到《实话实说》，曾经有一位央视主持人在自己的节目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实话实说》还是非常强烈地打着崔永元的商标，怎么揭，恐怕这个商标都不能被揭去。”

　　在观众眼中，他们喜爱的“小崔”是突然离开了《实话实说》的。但崔永元却坦言自己一直存在一种“不舒服”，很多人都以为是《实话实说》的收视率影响了他的工作。

　　“台里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为了收视率做一些事，不过现在好多了。收视率影响不了我，况且《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一直都不坏。影响我的是职业状态——话能不能让我说明白？能不能让我说透？不能的话，我就不舒服，就会很烦躁。”崔永元皱起眉头：“我觉得‘谈话’算电视行业的一个门类或者行业的话，它很混乱就会让人不舒服。我们要求真实的谈话，真实的程度是：我采访的人都没见过我，我们在录制节目的前一分钟有可能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对过一句台词。好多谈话节目都排练过，但是观众是不知道的，他们也看不出两者的区别。美国的谈话节目，一种是有台本的、排练过的谈话节目，叫做‘秀’，意思是谈话表演；还有一种真实的谈话——像新闻采访，绝对不会有稿子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一个归新闻中心管辖，一个是属于文艺中心的。谁愿意在没有规范的行业工作？”

　　崔永元认为，访谈类节目无论是娱乐性还是新闻性，两者皆可存在，但是要分得清楚。就好比纪录片和电视剧要分得清楚。“我看过很多公开放映的纪录片，有些历史背景资料，用的是故事片的镜头。比如冲锋，两军交战，眼看着坦克从镜头前面飞过去——这怎么可能？”崔永元嘴角习惯性撇了撇，“那一看就是故事片。”

　　电视产业化

　　“如果不把文化当产业对待，大家做事的心态就是但求无过，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为国家GDP贡献财富。”

　　“如果说变革给电视行业带来什么改变。”崔永元想了想，回答：“目前看来，我们施行的很多东西都出现了倒退现象。1993年做《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的用人机制改变了，很灵活，让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投身到电视行业，给电视圈带来新鲜的空气。新劳动法颁布后，单位用人变得有些古板，外力借不上。行政管理机制出现了局部退化，管理落后于生产要求。”

　　崔永元把改革的关键词总结为“与时俱进”：“不要拿现成的条框和所谓的硬规矩硬道理来要求电视。文化这个产业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是文化产品要走产业化路子，同时电视是属于精神领域的，要有精神产品的特质，不能用统一方式来管理。今年到中南海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给政府工作报告提建议’，我提出希望国家尽快出台产业政策，把文化当产业来对待，我们现在基本没有以产业来对待文化。产业应该有产业化的政策与环境，否则很难以产业化的方式生存，更别说发展壮大。产业化除了给人们精神愉悦，还要给国家贡献财富。周边的日本韩国，文化产业给GDP贡献的财富比是25%，美国更高，但我们连5%都不到。如果不把文化当产业对待，大家做事的心态就是但求无过，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为国家GDP贡献财富。”